21世紀以來，中國農民抗爭表現出更多去政治性：不以奪取國家機器和取得市民社會的領導權為目的，主要圍繞個體的利益矛盾展開。沿著這一進路，可以將我國農民抗爭的研究劃分為“維權”、“爭氣”和“謀利”三個方面。農民謀利型抗爭主要是指抗爭農民根據無理的和非正當的要求，向政府謀取不被法律所承認的利益，政府在其中既可能作為謀利對象，也可能作為農民內部不同群體之爭中的壓制工具。在目前的研究中，謀利型抗爭主要以謀利型上訪和謀利型不合作等形式出現。

與維權和爭氣價值導向下可能存在的帶有明顯暴力、高烈度的抗爭策略不同，大多數學者認為農民謀利型抗爭在抗爭策略上表現出溫和性。但抗爭行動的低烈度并不代表謀利型抗爭的低負面性，反而由于謀利取向，抗爭農民往往采取纏訪、鬧訪、反復上訪等“套路式”行為，催生出信訪謀利組織化、職業(yè)化和普遍化的系列問題。他們帶著巨大的負面能量，消耗著基層政權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尤其是近年來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推進，大量扶持資源輸入到農村，導致精準扶貧、征地拆遷、產業(yè)發(fā)展等領域謀利型抗爭急劇增多。不正當的訴求取向和政府有限的治理手段使得農民謀利型抗爭對農村社會風氣帶來惡劣影響，并對鄉(xiāng)村治理提出嚴峻挑戰(zhàn)?；诖?，本文將關注重點放在農民謀利型抗爭之上。

農民謀利型抗爭分析框架

實際上，在農民謀利型抗爭興起的節(jié)點上我國農村社會發(fā)生了重大變遷。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權力的全面滲透推動了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的解體，改革開放后，國家權力的逐漸抽離并沒有帶來鄉(xiāng)土社會的重建，反而因為經濟和社會體制改革加速了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秩序的瓦解，農村社會步入了個體化時代。鄉(xiāng)村社會的個體化轉型不僅涉及社會環(huán)境的巨大變化，卷入其中的許多農民的行為初衷、行動方式、公私關系、家族關系也都發(fā)生了徹底的轉變。

（一）中國社會的個體化轉型

個體化描述的是“有關社會制度以及個體和社會關系的一個結構性的、社會學的轉變”。個體化進程分為三個維度，即脫嵌—去傳統(tǒng)化—再嵌入：“社會個體從歷史限定、在支配和支持的傳統(tǒng)語境意義上的社會形式和義務中撤出（脫嵌），與實踐知識、信仰和指導規(guī)則相關的傳統(tǒng)安全感的喪失（去傳統(tǒng)化），并進行重新整合，形成一種新的社會義務（再嵌入）” 。個體化的發(fā)展路徑具有明顯的歷史和文化限度，不同國家的個體化進程可能呈現出不同的基本模式，采取不同的制度形式，轉化成不同的生平模式，并引起不同的社會矛盾和沖突。

中國的個體化路徑受中國現代性的影響表現為國家管理，民主文化和福利體制欠發(fā)達，以及古典個人主義的發(fā)育不充分的樣貌。具體來看，中國式的個體化發(fā)展表現出以下幾方面特點：

1.由國家開啟，并在國家管理下運轉。20世紀末國家推動下的經濟和社會體制改革拉開了我國社會個體化變革的序幕，城市和農村個體分別從單位制和公社制的傳統(tǒng)集體中脫嵌而出，并在市場經濟中自由流動。但國家將社會的個體化發(fā)展局限在經濟、勞動力市場、日常文化和消費領域，并力圖保持其對個體的政治控制。

2.新社會性的出現從集體中解放出來的個體不再只是傳統(tǒng)意義上集體的一分子，個人的自我認同開始改變，圍繞自由選擇和努力奮斗的“為自己而活”成為個體化時代的話語，并推動了新社會性的產生。新社會性這種互動關系發(fā)生在“沒有任何特殊紐帶的互不相關的個體之間，甚至在很多情況下，人們不會期待將來再與另一方產生互動”，因此，在這種社會關系網絡的建構中，個體之間共同的目標、個體能力和資源被認為比集體身份和群體成員資格更為重要。

3.脫嵌個體對安全感的追求。我國在體制改革之后，國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會福利保障和對集體的義務，擺脫了全方位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達到了減輕財政負擔的目的。但這也導致了西方個體化發(fā)展中個體從“福利國家中獲得的許多公共物品在中國并不存在”，以至于中國崛起的個體在現代化風險社會中難以獲得足夠的“本體性安全感”。失去了國家和集體保障的原子化個體表現中對安全感的迫切渴望，不斷尋求有效的安全網進行重新整合。

（二）農民個體行為的改變

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社會的權力體系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新中國成立前的農村社會作為一個具有強大公共性的生活共同體，以宗族為代表的權力體系在影響村民價值觀、約束村民行為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國家對農村社會的集體主義改造的完成，農民個體從祖蔭之下被推到了黨和國家的軸線上。在國家外生權威和村莊內生規(guī)范共同作用下的傳統(tǒng)權力體系中，農民行為受到國家基層組織和宗族等組織的雙重規(guī)范，每位村民作為各種集體中的個體發(fā)揮作用。

但是在改革開放后，尤其在農業(yè)稅改后，國家從對農村社會的全面管理中開始退場?；鶎诱膽腋⌒哉嘈问阶寚一鶎咏M織對村民的約束力逐步走向式微。隨著自由流動的進一步加劇，傳統(tǒng)宗族關系在失去后備力量后也開始凋敝。傳統(tǒng)權力結構體系對個人價值與行動的引導和規(guī)范作用漸漸降低，農民開始從“集體中的個體”轉變?yōu)椤白杂傻膫€體”，自我話語逐漸替代集體話語，在許多農村地區(qū)，自我價值和個體生活成為主流。

受傳統(tǒng)權力體系式微和中國式個體化路徑的雙重影響，部分農村個體在個體化進程中甚至表現出功利個人主義的畸變。在農村社會被徹底地卷入到了現代性的大潮后，一些村民成了只注重短期經濟利益的原子化的個人，成了喪失價值生產能力的經濟動物。傳統(tǒng)農村社會對西方個人主義的自私、功利等道德觀的譴責和批評，“現在被公然的頌揚和欽佩所取代”。

由此看來，農村個體化進程中農民思想和行為的轉變與農民謀利取向的抗爭行動具有價值上的耦合性，農村個體化轉型視角也為研究農民謀利型抗爭提出了更廣闊的解釋空間。個體化論題側重于個體—社會—國家關系的結構性變遷，而農民謀利型抗爭也需要在個體—社會—國家的互動中尋找答案；國家是農村個體化發(fā)展下農民抗爭繞不開的權力主體，集體和社會關系在農村的“半熟人社會”中仍然不能小覷，核心家庭成為農民個體在傳統(tǒng)社會關系解體后安全感的重要來源，其利益也是農民謀利型抗爭的主要取向。因此，本文將以國家—社會網絡—核心家庭為分析框架，借助農村個體化轉型視角，基于華中L鎮(zhèn)的一起典型的謀利型抗爭行動，對受個體化影響的農民在謀利型抗爭中的價值選擇、行動的策略進行解釋與分析。

L鎮(zhèn)農民謀利型抗爭

L鎮(zhèn)位于J市，Z市（屬縣級市，J市管轄）兩市交匯處，屬于城郊鄉(xiāng)鎮(zhèn)，某省道穿鎮(zhèn)而過。該鎮(zhèn)在農業(yè)上主要種植水稻小麥油菜等經濟作物，工業(yè)上以發(fā)展石料開采業(yè)為主。由于便利的方位和豐富的自然資源，該鎮(zhèn)大部分村民們生活比較富裕，生活方式傾向于城市化。根據筆者的觀察和訪談，農村社會的個體化轉型對L鎮(zhèn)農民的行為和價值的變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L鎮(zhèn)紀委干部講述，從2006年以來，根據群眾舉報的線索，涉嫌貪污、濫用職權被查處的村干部就有6位，村民的權利意識已然形成。同時，村民們對于維系主干家庭的觀念已經淡化，父代和子代為主要成員的核心家庭成為主要家庭模式。子代結婚后，多半會住進新建的獨院小樓，甚至直接搬進城里居住?！皠e管我”、“我自己決定”成為成年兒女反抗父母的主要話語，尤其是在經濟獨立后，父母表示基本上管不到兒女的決定。個人權利意識的凸顯和傳統(tǒng)家族觀念的淡化讓L鎮(zhèn)農民的行為取向發(fā)生改變。這樣的個體化社會變遷語境是解釋L鎮(zhèn)農民在本次公共設施抗爭中的背景性和結構性因素。

公共設施征地糾紛起源于穿鎮(zhèn)而過的省道建設。作為L鎮(zhèn)居民出行的主要公路，該省道根據政府建設規(guī)劃于2016年被納入347國道建設，計劃于2017初年實施。但因國家政策的調整，建設模式由傳統(tǒng)的政府投資模式轉變?yōu)镻PP融資模式，導致該項目整體延期。在村民頻繁上訪要求修路后，政府于2017年底重啟該項目并開始征地。根據路面擴寬規(guī)劃，L鎮(zhèn)需向沿線47戶征地近1000余畝。當村委會向村民發(fā)放征地通知書后，47戶無一戶主動簽訂征地協議。大多數拆遷戶提出了高于國家規(guī)定拆遷標準數十倍的賠償金額的訴求，并要求了不合理的附加條件，例如分配低保指標、危房改造指標等。在農民與鎮(zhèn)政府抗爭一年多后，鎮(zhèn)政府以提高賠償金額、降低拆遷戶購買的臺基價格、給予其他方式的補貼等方式完成了所有土地的征收工作。

L鎮(zhèn)農民在這次抗爭中的謀利性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該條公路的修建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屬于國家出資，改善公民出行和生活質量的公益性行動，并按照法定的補償標準進行賠付，而農民在與政府協調時提出的不合理不合法要求直指了其抗爭的謀利動機。第二，由于來往的石料運輸車長期超重碾壓，該條公路的運行狀況一直不佳，日常揚灰極大，直接影響到沿線村民的日常生活和出行。因此，從2016年底到2017年底，L鎮(zhèn)農民圍繞省道的修建問題進行了數百次上訪。在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讓修路訴求得以滿足后，本該推動項目順利施工的農民卻在征地期間表現出完全相反的行為狀態(tài)，通過不合作的行為成為公路建設項目推進中最大的阻力。而村民在抗爭過程中對賠付款、國家補貼指標的不正當要求使其抗爭訴求的謀利型取向明顯。

同時，L鎮(zhèn)農民在抗爭過程中采取了策略性的抗爭手段。首先，通過話語博弈與基層政府爭奪合法性?！肮窈戏嘁妗薄ⅰ罢_透明”等正義性話語是一位與政府多次談判仍不同意拆遷補償金額并提出高于拆遷補償金額標準近5倍的農民張某為其不合作、不正當的抗爭行為進行“合法化”辯護的重要工具，在這個過程中，鄉(xiāng)鎮(zhèn)政府也被貼上了“程序不合法”、“執(zhí)行不合法”的標簽。通過話語博弈與基層政府爭奪合法性是L鎮(zhèn)大多數抗爭農民采取的共同策略。其次，社會關系網絡一度成為農民的重要抗爭資源，但其表現出脆弱性和易變性的特點。對于相對缺乏抗爭資源的個體農民來說，通過數量優(yōu)勢來擴大其抗爭的影響力是他們可以運用的重要手段之一，而這正擊中了中國現下壓力型維穩(wěn)體制中基層政府的軟肋?；趯ψ陨砬闆r和政治形勢的認知，L鎮(zhèn)農民在抗爭初期就迅速結成了抗爭聯盟，一道抵制L鎮(zhèn)政府的征收行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整個過程中，抗爭農民對社會網絡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微妙的轉變：當其在與基層政府抗爭處于相對弱勢時，具有數量優(yōu)勢的抗爭聯盟成了他們重要的可利用資源，但這種社會網絡表現出相當程度的脆弱性和易變性——一旦個人利益得到滿足或者個人及家庭利益在持續(xù)的抗爭中遭受到威脅時，抗爭聯盟就出現了解體趨勢。

個體化轉型對農民謀利型抗爭動機的激發(fā)

（一）轉型中的社會問題

國家開啟的體制改革，為長期被拴在集體社會中農民松了綁，自由的農民個體開始在市場的洪流中為自己而活。但個體化進程為農村社會帶來的不僅是經濟發(fā)展的活力和個人生活的自由，一些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也逐漸凸顯。

1.不完備的福利保障制度下的弱勢群體。從社會保障的層面來看，即使是在惠農政策的不斷深入的當下，農民在生產和生活中所享受到的福利保障也遠低于城市居民。在華中大部分地區(qū)，農村戶口的村民在年滿60歲后，按照繳納標準和年限可以拿到每月120-500元不等的養(yǎng)老金（地區(qū)財政實力也會造成養(yǎng)老金金額的差異）。但是在當前消費水平下，每月幾百元的退休金完全難以滿足老人每月在生活、交際、醫(yī)療等方面的需求。除此之外，教育、醫(yī)療水平、康體文娛等一系列公共服務仍然沒有較大改善。農村不完備的福利保障制度讓持有農村戶口的群體從集體保護網脫嵌后難以獲得有效的生存和發(fā)展保障，與城市人群相比，農民一度變?yōu)槿鮿萑后w，在充滿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中，農民生存的壓力劇增。

2.失衡的權利義務觀下的“無公德個人”。在集體生活階段，農村社會一直在國家的軸線上運轉，改革開放后，社會自主發(fā)展也受到來自國家的多重限制，甚至一度被污名化。社會自主發(fā)展的長期缺失導致了中國個體化進程中并沒有形成對等的權利與義務意識，而出現了只看重自身權利而忽視義務以及他人的權利的問題，閻云翔將其歸納為“無公德個人”的風險。雖然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社會自治及各種社會自組織開始發(fā)展，權利運動時有出現，但這種改變更多集中在城市地區(qū)，農村社會中現代化的社會自組織發(fā)展仍然緩慢，以至于傳統(tǒng)關系解體后的“無公德個人”風險在個體化進程中的農村社會尤為凸顯并且難以農村社會緩慢的自主發(fā)展中得到有效改善。

（二）農民謀利抗爭取向的形成

1.從依靠國家的安全感到依靠自我的安全感。國家體制改革讓農民個體從傳統(tǒng)國家維度的保護網中解綁，但解綁后的個體難以從國家福利保障制度層面獲得足夠的安全感，讓農民不得不選擇通過增加自身的經濟實力來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和發(fā)展謀求出路。不難看出，自我經濟利益是L鎮(zhèn)農民在多風險少保障的當代社會中看重的關鍵問題。經濟的積累所帶來的安全感成為個體農民在缺乏制度保障時獲得本體性安全感的首要選擇。

2.從以集體利益為出發(fā)點到以個人利益為出發(fā)點。在去傳統(tǒng)化的過程中，個人日益從傳統(tǒng)文化和關系中解放出來。具體到農村社會，集體的思維在個體化的過程中被淡化，“為自己而活”成為主流。但是在中國式個體化發(fā)展下，失衡的權利義務觀讓“為自己而活”變成了狹隘的個人利益至上。L鎮(zhèn)公路擴修是政府公益事業(yè)，對增進集體福利有著重要意義。但對利益取向的抗爭農民來說，他們既希望成為便利交通的享受者，但又不愿意配合政府在合理補償標準下的征地行動，希望在國家征地中獲益。

3.核心家庭安全網對個體農民的重新整合。國家福利保障有限且不均衡，已經破裂的農村社會共同體也難以依賴，農民不得不回到家庭關系網絡中尋求保障。農村家族的緊密關系開始松散，原子化的家庭代替父權制體系下的家庭模式。以血緣和情感為紐帶的核心家庭是為個體提供心理和生存安全保障的主要來源，個體也傾向于從經濟上不斷鞏固核心家庭的安全程度，以至于形成了以核心家庭為主的個人利益取向。在這種情況下，當L鎮(zhèn)農民面臨家庭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選擇時，農民個體受安全感的驅使，出現集體利益讓位于個體核心家庭利益的情況。

個體化轉型對農民謀利型抗爭策略的形塑

（一）國家認可：對權威選擇性“嵌入”

中國的個體化進程由國家啟動，經濟和個人身份的解放帶來的是有限的、國家認可式的個體化?！皣艺J可”成了中國個體化過程中崛起的個人的重要依賴，也成了抗爭農民采取行動的依據，但基層政府顯然不是一個合適的選擇。在后農業(yè)稅時期，基層政府日益演變成懸浮型政權，與農村的生產生活日益脫離。此外，由于基層政府和高層級政府之間目標函數的不同，在我國形成了明顯的政府間差序信任格局，基層政府甚至成為農民的主要抗爭對象。同時，受我國上下級政府之間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的影響，需要國家認可的抗爭農民將高層級政府作為嵌入對象之一。

L鎮(zhèn)村民選擇將利益訴求進行“正義化”包裝，采取話語博弈等制度內抗爭的手段并將基層政府推到合法性的對立面均是希望在高層級政府這個權威的仲裁者面前獲得有利地位并以此來威脅基層政府讓步。但是L鎮(zhèn)農民并非真正需要高層級政府在了解抗爭事件后采取具體措施，他們所利用的是壓力型維穩(wěn)體制下基層政府的自保意識——既要和諧解決農民抗爭也要保證開工期限?！罢x化”的日?？範幨侄巫尰鶎诱y以獲得行動的合法性，不能向法律尋求強制執(zhí)行等手段。在工期的壓力下，鄉(xiāng)鎮(zhèn)政府只能通過滿足抗爭農民的要求應付農民抗爭并保證施工進度。

（二）社會網絡：短暫結合的利益共同體

在個體化的研究中，整合是一個重要議題。暫且將家庭網絡的結合放在一邊，農村社會（非血緣）網絡因為什么而結合，是通過什么樣的形式結合的呢？李國慶通過研究發(fā)現，“當前的中國農村正經歷著從以家庭和村集體為主體的村落類型向以各種功能組織為主體的村落類型的轉變”。中國村落共同體在由文化價值共同體向著生活共同體轉變的過程中，帶來了村民之間以特定利益和目標為共同行動的前提，也即是閻云翔所說的新社會性。缺乏其他抗爭資源的農民圍繞共同的利益和抗爭目標結合在一起，利用合作網絡的數量優(yōu)勢，來試圖獲取抗爭的勝利。

但以共同利益和目標為前提的合作網絡表現出脆弱且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L鎮(zhèn)抗爭農民在抗爭初始就結成了47戶聯盟。但當某一成員家庭的利益得到滿足或出現受損威脅時，成員就選擇退出，聯盟逐漸走向解體。在這個過程中，農民個體失衡的權力義務觀進一步動搖了這一單向性的合作網絡。而這種利益共同體的興起也進一步助長了在社會關系中權利和義務的失衡，個體期待在社會關系網絡中獲得利益，卻不履行維持共同體存在的義務。長此以往，惡性循環(huán)，公共利益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窄。

結論與思考

本文基于農村社會個體化轉型的視角，通過分析L鎮(zhèn)的一起公共設施征地糾紛，論述了中國式個體化轉型如何塑造了農民謀利型抗爭的動機和行動策略?？偟膩碚f，個體化社會中農民謀利型抗爭取向是在風險社會中為了生存和發(fā)展的被迫選擇，對高層級政府的依賴和社會關系的轉變塑造了農民謀利型抗爭的行動策略。農村個體化轉型給農民抗爭的行動邏輯帶來了較大的改變，成為了解釋農民謀利型抗爭行為的視角之一，國家、社會關系網絡、核心家庭都在其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第一，在農民個體化意識和傳統(tǒng)觀念的結合中，國家角色對其抗爭動機和抗爭策略產生了重要影響。國家提供的有限的福利保障、控制在經濟和私人領域的個體化是中國農村個體化發(fā)展的重要特征。受其影響，弱勢農民為在現代化風險社會中獲得更多的生存和發(fā)展保障，將注意力過多集中在經濟實力之上，以至于造成了個體以利益為導向的抗爭動機。然而，即便國家在制度安排上有所欠缺，幾千年來國家的權威形象仍然根深蒂固，再加上國家認可式的個體化發(fā)展模式，讓高層級國家權威依舊深入人心，這也促使抗爭農民在現有的行政體制下選擇通過“爭奪合法性”等制度內的抗爭手段來謀取抗爭勝利。

第二，社會關系網絡的“解體”、“缺位”與“重建”，塑造了農村個體化社會中農民獨特的抗爭行動。傳統(tǒng)宗族等社會關系的解體、現代社會自組織的缺位以及工具性社會關系網絡的建立對農民的抗爭行動產生直接的影響。在農村社會個體化進程中，傳統(tǒng)宗族社會解體所帶來的公共價值約束的減弱，讓個體自我意識迅速發(fā)展。但由于農村社會自組織和自治社會的缺位，讓農民難以習得對等的權利和義務規(guī)則，導致這種自我意識畸形演變，出現了農民對自我權利的過分看重和對義務、責任以及他人權益的忽視的現象，最終造成了部分農民形成只想得到不想付出的價值取向，并出現集體利益讓位于個人利益行動傾向。同時，處于資源弱勢的抗爭農民出于自身需要，將社會關系網絡“重塑”成了脆弱且易變的工具性抗爭資源：根據相同的目標來形成聯盟，利用其規(guī)模優(yōu)勢來提高抗爭效果，并在其利益得到滿足或受到威脅時隨時退出聯盟。

最后，對核心家庭安全網的重視，使農民形成了以個人家庭利益為主要目標的抗爭取向。在現代化社會中，農民時刻感受到壓力、不穩(wěn)定和危機，但有限的福利制度和解體的傳統(tǒng)社會保護網絡使得國家和社會無法為崛起的個體農民提供所需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下，“脫嵌”農民只能通過“再嵌入”家庭，憑借這個以血緣為紐帶的共同體來減少風險對個體帶來的威脅。同時，由于中國飛躍式的現代化進程，西方兩次現代性的特征在中國社會同時顯現，崛起的中國個體在尋求個性與自由之時仍有相當數量的人還在為舒適的物質生活奮斗，在農村尤為如此。再加上國家將社會的個體化發(fā)展界定在經濟、消費等私人生活領域，讓在風險社會中的農民擁有從物質和經濟層面不斷的鞏固核心家庭這個安全網的內在動機，這也導致了公共利益向個人家庭利益的讓位。

個體化社會中農民的這種謀利型抗爭行為，是中國式個體化病變下產生的不良結果。由于傳統(tǒng)權力結構體系式微所導致的問題仍需要由國家權力和農村內生權威共同解決。但與以前不同的是，國家在場形式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宗族為核心的內生權威也不能再重建，如何來緩解這種病變，需要通過國家和農村社會兩者的共同努力來進行改善：首先需要建構公平的城鄉(xiāng)福利保障體系，加快城鄉(xiāng)公共服務一體化進程，打破城鄉(xiāng)二元實質。通過更加完備且公平的社會保障體制來提高農民的安全感。其次，要推動鄉(xiāng)村社會公共性的重建。在利益分化、公共性瓦解的現代鄉(xiāng)村社會中，公共性的重建對于達成社會共識、化解社會個體化危機具有重要意義。針對謀利型抗爭中的農村社會個體化病癥，公共性的重建需要國家制度供給和地方文化的重構，這將是一個長期的社會建設工程。

作者簡介：吳理財（1970—）,男,安徽潛山人，華中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鄉(xiāng)村治理，文化治理。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網轉自：華南農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有刪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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