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站在農村社區(qū)內部的視角，指出農村公共品的供需具有季節(jié)性、階段性、臨時性和分散性的特點。國家在可見的將來很難有足夠的財政能力包攬下所有的農村公共品供給，農村公共品供給中的內生機制將發(fā)揮相當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須提升農村公共品的內生型供給能力和村社承接外來供給的能力。切合農村實際的行政組織建設和社會建設，能有效地增強農村社會的整合、動員、合作能力，這是提升農村公共品供給內生性機制、提高公共品供給效率、促進公共品供需均衡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農村公共品；內生型供給；承接能力；組織建設；社會建設

近年來，隨著新農村建設的展開，國家財政不斷地加大對農村公共品供給的投入，但是供給的效率卻比較低下［1］；而且在未來的相當長時間里，國家仍無力也不可能包攬農村所有的公共品供給。農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的實現(xiàn)，不僅需要相關政策制度的完善來增加國家和市場等外在的供給資源總量，還需要撬動農村社會各個領域的資源進行公共品的內生供給，并提升村社承接外來公共品供給的能力。為此，我們必須引入村莊的內部視角，來關注農村公共品供給中的內生性機制。

一、中國農村公共品的供需特點

農村公共品是指在農村范圍內為鄉(xiāng)村社會居民所消費的帶有公共品性質的社會產品；其需求由農民個體和群體發(fā)出，而其供給卻對政府和社會的資源具有極大的依賴性。要實現(xiàn)中國農村公共品的供需均衡，必須要認清楚農村公共品供需所處的社會大背景；同時還必須站在農村社會內部的視角，理解農村公共品供需的基本特點。

農村公共品供給所處的背景有三大特點值得我們關注，它們構成了農村公共品供給的硬約束。首先，中國是個有著近8億農村人口的大國，眾多的農村人口和廣袤的農村土地，使國家無力為農村提供完善的公共品供給。中國目前仍然是發(fā)展中國家，國家雖然可以為農村提供越來越多的財政轉移資金，但完全依托國家財政來解決農村的公共品供給，可能性很小。

其次，中國農村土地廣袤，農村人口密度不如城市高，農業(yè)效率不如工商業(yè)高，依托于農村土地之上的農村物質性公共品，相對于城市具有不經濟的特點。農村熟人社會與現(xiàn)代制度之間天然存在著緊張關系———現(xiàn)代制度是以現(xiàn)代商業(yè)社會為基礎來設置和安排的。如果農村公共品供給的機制完全照搬城市的模式，勢必會成本極高，效率低下。

第三，中國農村區(qū)域發(fā)展不均衡，地形地貌、氣候、種植結構和經濟結構差異極大，農村社會的這種非均衡性使得不同地區(qū)農村對公共品的需求相當不同。舉例說來，華北平原的在旱作物地區(qū)，農田灌溉可以依托機井進行，機井灌溉相對于渠道灌溉，更容易排他，從而更容易通過市場化的機制來操作。而南方水稻耕作區(qū)的渠道因為更難排他，而更需要有防止“搭便車”的制度安排。不同地區(qū)公共品供給的差異性更要求我們應該“看菜吃飯”，區(qū)別對待，并在此基礎上發(fā)揮各地的創(chuàng)造性，合理使用各種本土資源。

發(fā)展中國家的基本國情、農村土地廣袤、農業(yè)人口眾多以及天然熟人社會制度這些基本特征，導致了國家在可見的將來很難有足夠的財政能力包攬下所有的農村公共品供給，農村居民或農村社區(qū)作為農村公共品供給的主體之一將發(fā)揮相當重要的作用。

而我國農村自然條件的巨大差異和發(fā)展的不均衡，則進一步凸顯了農村公共品供給農民或農村社區(qū)的主體性力量。這些特征要求必須建立起可以表達不同地方農民公共品需求偏好的機制。而站在農村社會內部的視角，我們又會發(fā)現(xiàn)，農村熟人社會里的公共品供需具有季節(jié)性、階段性、臨時性、分散性等特點。所謂季節(jié)性，是與農業(yè)生產的季節(jié)特點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春季插秧，夏季灌溉或排澇，秋季收獲和冬季農閑（因此容易出現(xiàn)偷盜等治安案件、火災隱患），不同的季節(jié)里，對公共品的需求自然有所不同，相關公共品供給的側重點也因之有所區(qū)別。同時，公共品需求的季節(jié)性特征就要求相關公共品的供給必須及時：比如蟲期到了，農技人員必須及時指導農民治蟲；該澆灌的時候，水庫必須立即放水；育齡婦女的婦檢，必須趕在春節(jié)后大規(guī)模的人員外出務工經商之前完成。

階段性，是指一些農村公共品的需求與供給往往必須在一個給定時間內加以解決。比如教育的“普九達標”，某個階段集中推進的農村公路“村村通”工程，新農村建設中集中力量進行的村莊規(guī)劃整治，農村新型合作醫(yī)療的推進等等。這里所說的階段性需求，并非指該需求僅僅在某個階段才存在，而是說，在某個階段，這種需求顯得尤為迫切；階段性供給，集中力量解決某方面的公共品需求，成為一個時段里的“中心任務”。

臨時性，則是指因為一些突發(fā)事件而引發(fā)的公共品的需求與供給。例如非典、禽流感出現(xiàn)后所進行的排查、防疫、治療、處理；臺風、洪水、冰雹、泥石流等突然自然災害后的災民安置、衛(wèi)生防疫、組織幫助農民搶種搶收；突發(fā)的惡性社會治安事件后的社會秩序維持等等。

分散性，一方面是指由于農民分散的居住形態(tài)而導致的公共品難以集中高效供給；另一方面則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傳統(tǒng)的連帶關系解體，農民日常生活中產生了諸多彌散性的公共品需求。在中國農村地區(qū)，有的地方農民是集中居住在村落里，還有的則是散居在“三家村”之中，這種散居的狀況使得公共品供給的成本大大增加，效率極低，例如水、電、路、電信網絡等等的建設?，F(xiàn)在有些地方為了解決這個難題，不得不花費巨大資源動員散居的農民移民搬遷，集中居住。20世紀末，隨著農民的大規(guī)模流動，農民的生計模式和家庭結構發(fā)生變化，農村的社會關聯(lián)不斷松動，原先大家庭內部和村社集體內部的合作解體，隨之產生了一些新的彌散性的需求，如農村空巢老人的照料，留守兒童的教育，社會秩序的維持，傳統(tǒng)習俗的保持等等。

由于農村公共品供需的這些特點，以及國家的財力所限，我們在進行農村公共品供給的時候就必須充分調動農村社會中的內生性機制：撬動農村社會各個領域的資源進行公共品的內生供給以彌補政府和市場的不足；提升村社承接外來公共品供給的能力以提高公共品的供給效率。

二、社區(qū)內生型公共品供給

自古以來，農村社區(qū)內部自生就有一定的公共品供給能力，我們稱之為社區(qū)內生型公共品供給。在古代社會，不少家族性的社區(qū)內部設有“族田”“義莊”，用以接濟貧窮、賑恤孤寡及協(xié)濟族人讀書應試；許多地方中小型的農田水利設施建設、道路橋梁學校等公共品均由社區(qū)內部自我提供。當前雖然國家在不斷增加對農村的資源投入，但許多帶有明顯的社區(qū)性特征的公共品供給仍離不開村莊社會內部的力量。如進行渠道的日常清淤維護、社區(qū)環(huán)境衛(wèi)生的保持、民間日常糾紛的調解和社會公序良俗的維護等，村莊社區(qū)內生型的公共品供給有著無法替代的重要地位。

社區(qū)內生型公共品供給發(fā)生，需要社區(qū)內部具有較強的內聚力和集體行動能力，需要社區(qū)成員之間具有較高的認同，還需要具有共同的道德規(guī)范輿論價值體系和社區(qū)權威。因為內生型公共品的常態(tài)性提供，絕不能僅僅依靠少數(shù)幾個富裕的積極分子、大戶，更需要廣大社區(qū)成員內部具有強大的向心力、道德感和對少數(shù)違規(guī)者的懲戒機制。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鄉(xiāng)土社會內部的習慣法可以懲罰那些違規(guī)的農戶，甚至在一些地方，村莊還能將違反村莊道德的村民進行體罰乃至處死。在現(xiàn)代農村，村莊內部也還有著較強的道德輿論機制，能對那些“搭便車”，破壞村莊合作與規(guī)則的人污名化、標簽化、邊緣化，這就是所謂的“吐沫星子可以淹死人”。這種懲惡揚善的機制能比較有效地將村民整合起來進行公共品的內生供給。

社區(qū)內生型的公共品供給，基本離不開農民的合作行為，這就要求合作的規(guī)模不能太大。按照集體行動的邏輯，集體的人員越多，規(guī)模越大，希望“搭便車”的人就可能越多，集體行動的難度就越大，合作形成的可能性就越小。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農民在水利上的合作大多發(fā)生在自然村的范圍內。人民公社初期，由于經驗不足，片面強調“一大二公”，以萬人左右規(guī)模的公社為基本的合作單位，結果導致了管理混亂失效，造成了巨大損失。后來國家總結教訓，及時做出調整，實行“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體制，以生產隊為管理單位，即生產、分配、合作的范圍控制在三五十戶左右的“熟人社會”之中，這就使得效能大為提高。

另外，社區(qū)內生型公共品供給還要求社區(qū)是穩(wěn)定的，內部的流動性不高，成員的生活面相在村莊之內，能夠形成對未來的穩(wěn)定預期。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會發(fā)現(xiàn)，車站和旅游景點的商店最容易發(fā)生宰客行為，那是因為交易的雙方之間是“一錘子買賣”，是單次博弈；而在村莊或者住宅小區(qū)內的店就很少宰客，那是因為雙方的交往是穩(wěn)定的，是多重博弈。同樣的道理，在一個穩(wěn)定的社區(qū)內部，社區(qū)成員之間都是多重博弈的關系，因此極端的違規(guī)，破壞合作的事情便不容易發(fā)生。中國傳統(tǒng)的村莊里，人們“生于斯，長于斯”，世世代代生活于此，社會流動極少，彼此知根知底，日常的生產生活中也需要彼此之間經常地進行互助合作，守望相助，因此村莊的集體行動能力很強。這種狀態(tài)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末大規(guī)模的農民流動外出務工之前。這構成了社區(qū)內生型公共品供給的重要基礎。

社區(qū)內生型公共品供給的涉及范圍非常廣泛，不僅包括各種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還包括在農村內部糾紛調解、公序良俗的維護等方面。在傳統(tǒng)中國農村以及當下一些傳統(tǒng)組織資源保持得較好的村莊，村莊糾紛主要依靠民間權威解決。而今天大多的農村地區(qū)，民間精英和村組干部在糾紛解決中依然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例如陜西的關中地區(qū)，糾紛（尤其是家庭和家族內部的糾紛）首先在家族層面解決，家族調解無效，村組干部出面解決，大多數(shù)矛盾都能在村莊內部得到妥當處理；在不少家族組織資源保持得不夠完善的村莊，調解民間糾紛則成為村干部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村民們遇到鄰里糾紛和相當部分的家庭糾紛都是找村干部解決［2］。

由此可見，村莊內生型的公共品供給具有明顯的優(yōu)點。首先，農民很容易表達出自己的需求偏好。農村社區(qū)性公共品供給狀況與農民利益密切相關，村民十分了解公共品供給的改善的益處。今天，用村社民主的辦法來表達村民需求偏好，已經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村民自治，尤其是其中的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則為村社范圍內農民對公共品需求偏好的表達提供了現(xiàn)存的制度安排。

其次，內生型的公共品供給效率較高。這不僅由于內生型的公共品能很好地體現(xiàn)農民的需求偏好，還由于這些與農民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品，大部分都是以地緣為基礎進行供給，比如水、電、路。農民承包的耕地，基本是以村、組（尤其是村民小組）為單位進行平均分配。農田水利和鄉(xiāng)村道路也是在集體土地的基礎上修建的。全國大多的農村地區(qū)，農田灌溉的水系都是以村或組為單位進行安排，一個村民組，往往可能就是一個共同的灌溉單位，共享一個水利系統(tǒng)。農村公共品供給單位與村社組織的重合，使村社內部較容易一致行動，從而使公共品的供給效率提高。

第三，內生型公共品供給的成本相對較低。內生型公共品供給時使用的都是村社內部的資源，這些資源使用成本較低。如當村民自發(fā)組織起來出資出力修路時，村莊內大量潛在的、用于閑暇的勞動力資源就被調動起來，以勞動力替代資金；閑置的一些碎磚碎瓦石子也能到充分的使用，這樣就能極大地節(jié)約修路成本。又如民間糾紛由村社內部的權威精英進行調解，都是完全免費的，而不似對簿公堂打官司那樣勞民傷財?？傊藗冊谶M行內生型公共品供給時，往往能高效地挖掘、整合、利用社區(qū)內潛在、分散、閑置的各種資源，這能在較大程度上替代農村里稀缺的資源——資金，從而降低成本。第四，內生型公共品的供給，有利于增強社會資本，維護村莊共同體。

內生型公共品的生產與供給不僅能解決人們生產生活的諸多現(xiàn)實需求，還能使村民之間產生較為頻繁、密切的互動，由此能篩選、造就村莊精英，建立維系村莊的價值規(guī)范，拉近村民之間的心理距離，形成村莊的認同與凝聚［3］。而村莊內聚力與社會資本的增強，又會進一步增強公共品內生性供給的能力，由此形成正反饋。內生型公共品供給最大的難題是如何有效地克服搭便車行為，促成集體行動。有研究曾表明，在社會關聯(lián)度較高的村莊之中，村民多群體性地運用軟性懲罰的方式（如標簽化、污名化、邊緣化）對合作行為中的搭便車者進行懲罰；在社會關聯(lián)度中等的村莊，村莊社區(qū)內可能以人情、面子（如公開指責、當面批評）來對搭便車者進行懲罰，但由于村莊內規(guī)范的約束力不高，其效果往往不如前者；而在社會關聯(lián)度低的村莊，則只能以個人為單位，或以犧牲自己利益或通過引入暴力資源來懲罰搭便車者，這種剛性的懲罰方式雖然可能有效，但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與代價，因此發(fā)生的概率較低［4］。

20世紀末期以來，隨著農民的大規(guī)模外出務工經商和市場化因素的深度進入，農民的流動性增強，村莊的邊界不斷開放，村莊社會內部關聯(lián)度越來越低，大多地區(qū)村莊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內部凝聚力已經趨于解體，村莊對違反公益及習俗者進行懲罰的能力很弱。具體來說，一方面，在現(xiàn)代農村，村民的公民權利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農民已經有足夠的法律意識來捍衛(wèi)自己的合法權力。而村組干部以及村莊其他組織（除非地痞及黑惡勢力）也不敢明目張膽違反法律規(guī)定去處罰搭便車的農民。另一方面，現(xiàn)代社會中的信息與人員都是高度流動，村民已經更傾向于在城市或在發(fā)達地區(qū)找到自己的社會歸屬，他們逐漸忽視村莊內部的評價機制，甚至越來越不忌憚于被村莊污名化、邊緣化。

因此，信息的高度流動使得村莊評價不再重要，因為評價可以迅速消散；人員的高度流動使得村莊無法再有效地懲罰違規(guī)村民，因為違規(guī)村民可以迅速流動。因此，能夠有效進行內生型公共品供給的，基本都是傳統(tǒng)的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保存得較好的地方；而這樣的地方，隨著農民的流動、村莊邊界的開放和村社共同體的松解，在逐漸減少。

三、社區(qū)承接外來供給的能力

外部力量可以向農村社會輸入資源供給公共品，但卻往往無法直接滿足以村社為基礎的農村公共品的復雜要求。在外部的公共品資源向社區(qū)輸入過程中，需要社區(qū)內部具有承接這種外來供給的機制。社區(qū)承接外來供給的能力，直接影響著公共品供給的效率。在外部公共品資源輸入的過程中，村社內部起碼必須具備以下的能力，才能有效地承接這些資源。

一是能在社區(qū)成員中籌集相關的配套資源。這需要村社內部具有很強的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例如進行“一事一議”資金籌集時，往往總會出現(xiàn)企圖“搭便車”的人，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組織、精英和道德輿論體系對其進行制約，就可能出現(xiàn)少數(shù)人的“搭便車”行為引起村社內部的連鎖反應，使“一事一議”無法完成，從而導致村社公共品供給處于短缺狀態(tài)。

二是能夠讓所有村民有利益表達的機會，整合全體成員的利益訴求，準確地表達偏好。農村的公共品建設，如果不經過內部成員的討論，或者沒有強有力表達偏好的能力，就可能會出現(xiàn)異化，被一些人濫用。在有些地方就曾出現(xiàn)過基層政府將公共投資用于政績工程，甚至中飽私囊的現(xiàn)象；或者少數(shù)強勢的社區(qū)成員為了自身的利益，讓公共品不能普遍惠及社區(qū)成員。這些都使得公共品供給處于低效甚至無效狀態(tài)。

三是要求社區(qū)有較強的平衡各個利益相關方的能力。公共品的供給中可能會導致部分成員的利益絕對受損或者相對受損，因此村社在供給公共品時，要在充分了解各利益群體需求的基礎上進行分配和平衡。例如在給村莊修路時，可能會征用到一些村民的耕地，原來在很多地方會在來年對耕地進行調整，讓社區(qū)成員的土地重新回到均分狀態(tài)（有些村社還掌控一定的公共土地，則可能會從中劃撥補償?shù)母兀?；而?002年《土地承包法》出臺，很多地方進行承包地確權后，村集體組織從法律上無權再對農民的承包地進行重新調整，這就對村社的平衡能力提出了挑戰(zhàn)。又如，要修的村路只能解決村內部分成員的出行問題，未被惠及的村民就可能會產生相對被剝奪感，那么村路路線的選擇，或者道路的修建次序，就需要各方協(xié)調平衡。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可能會讓村社內部陷入無休止的爭吵之中，甚至最終導致項目的擱淺。

四是要有能力組織社區(qū)成員對公共品資源進行有效的維護和管理。國家或其他村社外部力量可以進行公共品供給，卻往往不會再提供資源維護管理，這就需要村社成員能夠組織起來進行介入。例如有的村莊在爭取到修路項目后，村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就自發(fā)組織起來，成立修路的監(jiān)事會，防止偷工減料和貪污；道路修好后，他們繼續(xù)進行維護管理，不讓超重的卡車通過。又比如，在有些地方，政府在村內修了四條防止內澇的排水管道，但是修好后卻無人管理，村民平時把秸稈、垃圾倒入其中，形成淤積，最終使得村莊在夏季的暴雨后形成內澇，導致玉米大量減產。村社的組織能力不足必然會導致公共品“重建輕管”，使其不能發(fā)揮應有的效用［2］。

五是有些公共品在施惠于農戶時，需要社區(qū)基層的組織體系作為樞紐進行有效對接。外部供給的公共品資源往往可能無法直接對接于千家萬戶的小農，這勢必需要有健全的基層組織體系網絡來進行銜接，只有如此，才能保證相關公共品供給的交易成本足夠低廉。例如，國家的農業(yè)技術服務體系，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之所以能高效運轉，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強有力的村集體組織，否則一個鄉(xiāng)鎮(zhèn)范圍內，單憑勢單力薄的農技員難以服務上萬的農戶———無論是新技術推廣，還是畜牧防疫、農作物病蟲害測報等服務，都是靠村組干部進行推動操作。

綜上所述，與社區(qū)內生型公共品供給一樣，社區(qū)承接外來供給的能力主要取決于社區(qū)內部的社會關聯(lián)和內聚力，取決于社區(qū)內部既有的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我們可以通過對農村水利建設工程的分析來進一步理解鄉(xiāng)村社會內部的承接能力對外來公共品的供給效率的影響。水利建設是個涉及面非常寬的系統(tǒng)工程，它不僅有賴于國家有力的投入與供給，還需要農村社會具備與之相匹配的社會基礎與對接機制。

水利設施最終都是需要面對千家萬戶的小農，直接作用于地權細碎化的耕地之上。這是當前中國水利建設必須直面的大前提。水利設施發(fā)揮效用需要水利與農戶、大水利與小水利、水權與地權、建設與管理等多方面的有機銜接。如果這些方面的銜接存在問題，必將使得農村水利建設出現(xiàn)“缺榫困境”，大規(guī)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勢必會出現(xiàn)事倍功半的后果。在農村水利建設過程中的溝通與博弈，可能遭遇以下四方面的困境限制。首先是農戶方面的困境。農戶曾經是農田水利的主要供給主體，而今這樣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一方面，隨著務工收入在家庭收入越來越占主導地位，土地（水利）對其重要性已日益下降，因此他們對農田小水利進行資金和勞力投入普遍缺乏愿意。另一方面農戶的社會分化與社會流動，大大增加了其組織成本。此外，農民權利觀的日益膨脹而義務觀卻相對缺乏，以及農民的村莊預期已經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也影響了他們參與水利建設和水利管護的積極性。這樣的現(xiàn)實使得國家設計的“一事一議”制度和農民用水協(xié)會在大多地方無法發(fā)揮作用。

其次是基層組織的困境。農村稅費改革以后，農田水利的組織困境，最重要的表現(xiàn)在于鄉(xiāng)村兩級失去了統(tǒng)籌能力。近年來基層政府財政匱乏，且地方政府的利益逐漸與農業(yè)生產脫鉤，農田水利好壞幾乎與地方政府利益無關，他們傾向于機會主義地解決農田水利問題，即不是從建立一個完善的農田水利體系，而是從最近幾年可能不出事來對待農田水利。

同時，全國大多地方村民組長被取消，村民組這個“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礎也就逐步瓦解，作為一個基本灌溉單元的村民組也隨之解體。當基層組織喪失了統(tǒng)籌能力時，日益原子化的農民更是無法形成集體行動。這就造成了水利無法與眾多農戶對接。

三是大水利與小水利的對接困境。當前的水利工作往往缺乏整體的視野，將大水利與小水利分割開來，導致農田水利很難真正發(fā)揮效用。小水利與大水利是一對互補關系，且小水利應服從和依附于大水利，形成“長藤結瓜”式的水利系統(tǒng)，只有大水利這個“藤”保證水源，“瓜”中方能有水。由于村社組織退出共同生產事務，不愿再在組織農戶與大中水利的對接上發(fā)揮作用，作為一個灌溉單元的村社集體迅速解體，導致了基本的灌溉單元下降到戶。與戶相適應的灌溉方式是打井和挖堰，條件好一點的是在小河中筑壩攔水，用潛水泵抽水。這正是當前不少農村農田水利的發(fā)展方向。在大小水利已經脫節(jié)的情況下，越多的小水利不僅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灌溉困境，反而進一步切割了大水利的系統(tǒng)。此舉不僅增加了農業(yè)的成本和風險，還導致大中型水利設施因長期無法使用而出現(xiàn)“用進廢退”式的毀損。

四是水權與地權的對接困境。水權具有統(tǒng)一性和公共性的特征，因此水權的集體性只能通過地權的集體性來實現(xiàn)，即土地上的集體權利保障了水利的公共性。中國的農地分布極為細碎，并且互相插花，這導致了農田水利的成本大大提高，效率大為降低。而一旦土地喪失集體屬性，即基層組織喪失對土地的調配能力，那么地權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將原本完整的水利系統(tǒng)切割開來，嚴重影響水利的效用。雖然土地經營者可以通過協(xié)商進行水利上的合作，但是對于中國農村成千上萬的小農經營者而言，這種協(xié)商成本將無比巨大以至于僅進行水利上的合作將非常艱難。而當前農民地權的固化無疑使得基層組織對于土地利用的調配能力近乎化解。這樣國家和集體在千家萬戶的耕地上進行水利建設和管護、維持水利統(tǒng)一性的能力也近乎瓦解。

從以上的案例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外來的公共品供給往往無法直接高效地面對分散經營的小農，這就需要鄉(xiāng)村組織和村社集體具有較強的統(tǒng)籌和整合動員功能，從而實現(xiàn)外來公共品與千家萬戶小農的有效對接。

四、農村公共品供給內生性機制的強化

農村公共品短缺的原因，不僅僅是在于國家資源投入的不足，還在于國家無法滿足以村社為基礎的農村公共品的復雜需求［5］；在于外來的資源無法與分戶經營的小農對接鉚合；同時也在于村社無法有效地對彌散型的公共品需求進行自我供給。歸根結底，農村社會內部的組織資源不足使得公共品供給的內生性機制十分虛弱。這種情況就勢必要求我們更加關注農村內部的行政組織建設和社會建設，如此才能更有效的促成農村公共品的供需平衡。

鄉(xiāng)村行政組織體系是農民及國家可以依托的基礎性力量，其本身就是農村社會中最大的公共品。建設堅強有力、結構合理的鄉(xiāng)村行政組織體系，是農村公共品供給中要解決的重要命題。在鄉(xiāng)村社會的現(xiàn)實處境下，基層政府組織在長期的實踐中形成了綜合性、運動性、鄉(xiāng)土性的特點［6］；這正與農村社會公共品需求的季節(jié)性、階段性、臨時性和分散性相適應，能讓鄉(xiāng)村行政性組織有能力在較短的時間內集中相當?shù)馁Y源力量，并且較低成本地解決農民的需求。

離開鄉(xiāng)村行政組織體系，依靠縣和縣以上的行政組織直接與農民互動是不切實際的。因為鄉(xiāng)村以上的組織既無法掌握農村的信息、不能對癥下藥，也不可能有如此龐大的人力資源來直接服務村民。同時，鄉(xiāng)村以上的組織直接與農民打交道，效率也十分低下，凡是那些村莊內部不規(guī)則、不常規(guī)、細小瑣碎、具有突發(fā)性、臨時性、偶然性，要聯(lián)系到一家一戶的具體實際的事務，都需要扎根于基層的鄉(xiāng)村干部來處理。國家力量難以介入村莊社會，或不經濟地介入，會導致農村社會內部的離散力量和無序化，最終不只是影響公共品的供給，而且會嚴重損耗村莊內部的一致行動能力。因此，鄉(xiāng)村行政組織是農村公共品供給中最關鍵的樞紐性力量，是農村中弱勢群體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是鄉(xiāng)村發(fā)生危機時可以隨時動員起來維持基本秩序的滅火器。

同時，鄉(xiāng)村行政組織體系這個肩負著極其重大責任的公共權力，本身就是農村社會最重要的公共品，必須由國家來建設健全，而不能簡單地將其應該承擔的公共服務方面的職能剝離出去，推向市場和社會。因為中國農村基層社會的特征之一就是公共品需求極其復雜，且農村的市場化程度低，是市場力量邊緣地帶。市場化的公共服務存在著服務供給方與服務接受方的嚴重信息不對稱、短期服務與長遠規(guī)劃的不銜接、公共服務供給市場本身不完善和不完全的嚴重缺陷［7］。鄉(xiāng)村行政組織體系在保障農村公共品供給、維護農村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方面有著市場和社會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必須要建設健全與農村社會結構相匹配的鄉(xiāng)村行政組織體系。

鄉(xiāng)村社會建設，包括村社組織的建設和農村文化建設。文化建設和組織建設密不可分，文化建設以組織建設為載體，組織建設以文化建設為靈魂。通過這兩個建設，可以加強社區(qū)組織資源和社會資本，降低公共品的交易成本，從而強化農村社區(qū)性公共品的供給能力，有利于公共品供需均衡的實現(xiàn)。村社組織指的是帶有集體經濟色彩的村委會和村經濟合作組織。稅費改革之后，絕大部分的村社組織由于缺乏集體經濟實力，無力、甚至也因之無心組織農民、供給公共品。因此國家應該采取措施做實村社組織，其最直接有效的辦法就是給村社集體注入資金、資源。近年來，國家每年都通過各種管道，以各種形式加大支農資金的投入，之前采取的方式基本都是直補到戶，今后新增的支農資金可以考慮直補到村。如此，村社就有了一筆不菲的資金，可以逐步對農民最迫切需要的公共品進行內生性供給，而村社在使用這筆資金時必須嚴格按照“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的民主原則進行決策。

鄉(xiāng)村社會建設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農村社會文化建設。目前農村公共品供給的內生性機制不足，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民缺少自信和合作精神。文化建設可以為農村社會提供精神動力，培養(yǎng)農民的自信、勤勞的精神，調動他們建設新農村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文化建設更可以凝聚社區(qū)，增加農村的社會資本，從而可以提高村社的民主水平與合作能力。

農村社會文化建設要以村社為本體。在建設公共文化設施時，要照顧村社的居住形態(tài)，合理布局，還要注重村社的文化傳統(tǒng)，讓村民產生歸屬感，從而增強村社的凝聚力。農村文化建設還要以農民為本位，要有助于大眾參與，尤其是廣大中老年參與。同時，農村文化建設還要特別注意倡導集體主義精神，建構有利于農村社會內部開展合作互惠的集體主義意識形態(tài)，從而創(chuàng)造合作的文化氛圍。

因此，切合農村實際的行政組織建設和社會建設，能有效地增強農村社會的整合、動員、合作能力，這也是提升農村公共品供給內生性機制、提高公共品供給效率、促進公共品供需均衡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1］羅興佐．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模式與效率．北京:學林出版社，2013

［2］董磊明．宋村的調解:巨變時代的權威與秩序．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董磊明．村莊公共空間的萎縮與拓展．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0(5)

［4］狄金華，董磊明．農民合作行為中的懲罰機制及其實踐基礎研究．中國行政管理，2011(3)

［5］賀雪峰．新農村建設要強調村社本位．調研世界，2007(1)

［6］董磊明．強大的常規(guī)性權力何以必要———論村莊政治中的基層組織體系．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2(9)

［7］賀雪峰．論農村基層組織的結構與功能．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0(6)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xiàn)網轉自：《中國農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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