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蘇為例

【摘　要】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以“吃飯不要錢”和“敞開肚皮吃飯”為主要特征的農村公共食堂在全國和江蘇普遍興辦并迅速形成高潮。它是農民、黨中央、黨的領袖、黨的媒體、地方政府和各級基層干部等多方共振上下互動的結果，具有廣泛的從上到下的社會基礎。但從根本上來說它是黨和政府制度、政策主導的產物。

【關鍵詞】江蘇；人民公社；農村公共食堂；供給制

歷史是一面鏡子，可以知往鑒今。人民公社化時期，全國90%以上的農村人口一度加入公共食堂。可以說，農村公共食堂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影響巨大，給后人留下的教訓深刻。因此，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來，隨著學術界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研究的不斷深入，農村公共食堂也日漸成為學者研究關注的重點，在資料匯編、專著出版、論文撰寫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果［1］。個案研究方面也有了一些成果，但涉及江蘇的只見到一篇相關論文［2］。本文以江蘇為例，主要運用實證方法，對人民公社化時期農村公共食堂的興辦進行研究，試圖揭示當年農村公共食堂的興辦過程、機制和原因。

一、全國農村公共食堂化的形勢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通過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指出“在目前形勢下，建立農林牧副漁全面發(fā)展、工農商學兵互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并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采取的基本方針”。此后，全國各地出現(xiàn)了大辦人民公社的高潮，到10月底，全國農村人民公社共有26576個，入社農戶占農戶總數(shù)的99．1%。

北戴河會議《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并沒有明確規(guī)定人民公社要實行供給制和辦公共食堂，但決議肯定“公共食堂、幼兒園、托兒所、縫衣組、理發(fā)室、公共浴堂、幸福院、農業(yè)中學、紅專學校等等，把農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體生活，進一步培養(yǎng)和鍛煉著農民群眾的集體主義思想”。而且在會議上毛澤東明確談到，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吃飯不要錢的辦法可以逐步實行，暫時不定。在會上，他還談到了要考慮取消薪水，恢復供給制的問題。

決議公布的同時，《嵖岈山衛(wèi)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案)》和《七里營人民公社章程草案》也在各大媒體上同時刊載。這兩個人民公社樣板的章程中都包含了建立公共食堂和實行供給制的內容。

北戴河會議后的1958年9月16至20日，毛澤東來到安徽，得知當?shù)匾粋€人民公社辦公共食堂后，已經實行了吃飯不要錢時說；“吃飯不要錢，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錢了”。

與此同時，作為黨的聲音和中央喉舌的《人民日報》接連發(fā)表文章宣傳公共食堂及其優(yōu)越性，如在8月18日發(fā)表《公共食堂又多又好》，10月25日發(fā)表《辦好公共食堂》，在第二篇報道中明確提出：“辦好公社的集體福利事業(yè)，特別是辦好公共食堂，已經成為當前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成為鞏固人民公社的一個基本關鍵”，強調“辦好公共食堂，不僅是一件極其重要的經濟工作，也是一項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務。每個人民公社都應該把公共食堂辦好。”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在全國范圍內，伴隨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作為人民公社供給制的主要載體，農村公共食堂也迎來了它的高潮。至1958年10月底，全國農村共辦公共食堂265萬個，至1958年底，達到340多萬個，在食堂吃飯的人口占全國農村總人口的90%以上。［3］

二、江蘇農村公共食堂化的發(fā)動

在全國人民公社化運動過程中，江蘇“8月試點，9月初展開，僅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實現(xiàn)了人民公社化。全省在原有32183個高級農業(yè)社的基礎上，建成1402個大型人民公社。入社946．5萬戶，占全省總戶數(shù)的97．5%，農村戶已全部加入人民公社，市鎮(zhèn)居民、工商業(yè)者、自由職業(yè)者約有323000多戶加入了公社。這些人民公社的規(guī)模，基本上是一鄉(xiāng)一社，平均每社6751戶，最小的千戶左右，最大的揚中縣一縣一個聯(lián)社，有五萬多戶?！苯K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特點是“又快又好，來勢猛，一氣呵成，辦社生產兩高漲。在一個專區(qū)范圍內，一般只需要半個月二十天就實現(xiàn)了公社化。一個縣七天到十天就‘化’起來了?！保?］

伴隨著人民公社化運動，江蘇農村公共食堂化也開始發(fā)動。

1958年9月5日，在地委生產合作部長會議上，江蘇省委農工部長孫加諾做了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總結報告。關于人民公社分配制度，提出“凡是條件成熟的社，就可以采取基本工資、提成加獎勵的辦法”，“凡是條件還不具備采取工資制的社，也不必忙于改變這個制度，還是采取三包一獎或者以產記工的辦法”，“究竟哪種辦法好，還是要把幾種辦法都提出來交群眾討論選擇”。對于“三化”問題，報告認為這些口號很好，提出“生活集體化和社會化，可以大大解放生產力，特別是解放婦女勞動力，因此，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幸福院、縫紉組、洗衣組、理發(fā)店等等要很快地搞起來。我們這里就有這么一個特點，倡導得快，推廣得慢，如托兒所，我們這里幾年前就有了，就是不能迅速普遍推開。搞公共食堂可以是長期的，也可以是臨時的，參加食堂要聽其自愿，勉強是不行的，只要搞得好，大家就會自愿來，不要把好事變成壞事?！保?］可見，在人民公社化運動初期，江蘇在人民公社分配制度、公共食堂等問題上并不像河南等省那么積極，而是比較審慎，與北戴河會議精神較為一致。但是中央日益明確的要求和全國日漸高漲的形勢，使得江蘇也不得不加快公共食堂化的步伐。

1958年9月18日到19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在中央主持農村工作的譚震林來到江蘇就已經寫成但還需要部分修改的“人民公社的幾個問題”召開座談會。譚震林在會議開始時的講話和聽取江蘇各地代表匯報的插話中集中談了人民公社的分配問題尤其是吃飯不要錢的問題，概括其講話精神主要有：第一，人民公社的中心問題是分配。所有制問題，無非是幾口豬、幾棵樹、幾只雞、幾只鴨，拿過來就完了，其他一些問題也好解決，搞來搞去是分配問題比較復雜。第二，人民公社的分配辦法是新的。第一叫做吃飯不要錢，這既是共產主義，又不完全是共產主義，這是個“邊區(qū)”，主要部分是共產主義，次要部分是社會主義；福利部分，主要也是采取共產主義原則，而同時又采取社會主義原則；基本工資加獎勵，主要是社會主義的，但里面含有共產主義因素。分配怎樣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蘇聯(lián)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看來要由中國黨來解決了?，F(xiàn)在既有共產主義又有社會主義，是不是可以像徐水一樣，統(tǒng)統(tǒng)包下來，看來方向是正確的，但馬上條件還不具備，所謂條件，基本上是個共產主義覺悟的問題。第三，什么叫文明，當然最文明的還是吃飯不要錢，我們和人家比文明，比吃飯不要錢，你看，我們吃飯不要錢，多么文明，你們吃飯還要錢，多么野蠻。第四，“鼓足干勁生產，放開肚皮吃飯”，這個口號很好，肚皮放到一定程度就放不開了。［6］根據(jù)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的回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局第一書記柯慶施提出了“吃飯不要錢”和“放開肚皮吃飯”的口號，江渭清覺得這樣的口號明顯過頭了，所以當譚震林來江蘇視察工作時，就對譚說“放開肚皮吃飯，不搞生產也不行，還要加一句：鼓足干勁生產”，譚采納了他的意見，后來在全國流行的“鼓足干勁生產，放開肚皮吃飯”就是譚震林視察江蘇大躍進以后提出來的。［7］

1958年9月下旬，劉少奇來到江蘇視察，也對供給制和吃飯不要錢給予肯定。9月27日，他在南京黨員干部會議上說：我經過河南、河北、江蘇，都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制。看來大家都贊成分配制度，糧食供給制，加上工資獎勵。［8］

適應新的要求和形勢，江蘇在實行供給制和公共食堂等問題上的態(tài)度開始趨于激進。1958年10月，江蘇省委農工部制訂《關于人民公社的若干問題的初步意見》。其第一部分“關于收入分配問題的意見”規(guī)定人民公社的消費包括兩大項(1)由公社統(tǒng)一支配的社員生活費用。即公共食堂開支的各項費用；其他集體福利事業(yè)的經常費和零星購置費；社員生育、結婚、死亡的補助費等等。(2)由社員個人支配的生活費用。即“按勞取酬”的基本工資、獎勵和補貼?！兑庖姟返谒牟糠帧瓣P于消費問題的意見”規(guī)定：人民公社的消費部分，應按照社會主義的“按勞取酬”和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相結合的原則，進行分配。實行主要是“各取所需”的吃飯不要錢的供給制度；實行主要是“各取所需”的集體福利制度；實行主要是“按勞取酬”的基本工資加獎勵的工資制度。要積極地有步驟有條件地增加主要是“各取所需”的部分，一般可以占社員消費部分的70%左右。這樣做的好處，可以增加公社的共產主義成分，有利于發(fā)展生產和培養(yǎng)社員的共產主義思想和道德品質。同時，主要是“按勞取酬”的部分，也應占一定的比例，一般可以占30%左右。這樣做的好處，能夠調整農業(yè)社之間窮富懸殊的矛盾；使社員有一定數(shù)量的零用錢。在推行各種供給制時，應當著重抓住社員生活上最迫切的吃、穿、教、養(yǎng)、生、老、病、死等幾個主要方面。根據(jù)今年生產收入成番上倍大躍進的情況，全省所有的人民公社都可以根據(jù)“有啥吃啥、有多吃多、有少吃少”的原則，實行吃飯不要錢的供給制；實行公費醫(yī)療、免費入學、免費入托兒所、幼兒院；舉辦幸福院；對有些化錢不多，但可使許多人得益的項目，如洗澡、理發(fā)、看戲、看電影等等，也可以早一些實行免費。實行吃飯不要錢的口糧標準，在目前的情況下，應根據(jù)不同地區(qū)分別確定。但一個公社范圍內，只能有一個標準。在那些今年增產較多，社員消費水平已經超過富裕中農的公社，還可以在國家棉布定量供應的范圍內，實行穿衣供給制和更大范圍內生活日用品的供給制。在工農業(yè)生產大躍進，勞動力調動大協(xié)作的情況下，原來農業(yè)社的“三包一獎”、“以產記工”按勞動日計酬的分配制度，已經不能適應形勢發(fā)展需要，必須改為基本工資加獎勵的工資制度。［9］

同年，省委農工部制定的《關于人民公社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建設綱要(草稿)》明確提出要普遍舉辦公共食堂，指出“公共食堂化，是實行生活集體化的主要標志之一。公共食堂化，在解放婦女、解放勞動力、提高勞動出勤率和勞動效率方面，特別是在克服私有觀念和分散落后思想，培養(yǎng)集體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方面，具有重大的作用，必須普遍舉辦。要辦好公共食堂，必須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和開展兩條道路的斗爭，必須加強領導?！保?0］

除了制訂政策文件部署加速推進實行供給制和公共食堂外，江蘇也采取了當時頗為流行的樹典型、學先進的宣傳辦法。中共蘇州地委農村工作部推出的江陰縣馬鎮(zhèn)人民公社就是當時江蘇樹的一個著名典型。上述江蘇省委農工部制訂的《關于人民公社的若干問題的初步意見》第四部分“關于消費問題的意見”所附典型說明材料就是“江陰縣馬鎮(zhèn)人民公社實行糧食供給制”，江蘇省委機關刊物《群眾》也于1958年第6期專文刊登《吃飯不要錢，人人心里甜——江陰縣馬鎮(zhèn)人民公社實行伙食供給制》，該鎮(zhèn)經驗后來還上了《人民日報》(1958年10月8日《吃飯不要錢以后》)。該鎮(zhèn)經驗的要點有［11］：

首先是過去的按勞分配原則已經不能與當前形勢相適應，必須改變而采取以社會主義的“按勞取酬”和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相結合的新的分配制度，實行吃飯不要錢和醫(yī)療、理發(fā)、洗澡、學費、娛樂、托兒所、幼兒園、接生、婚喪等方面不要錢。

其次是肯定實行吃飯不要錢條件完全具備，不干就是促退，這些條件就是有糧、有錢、有組織基礎、有廣大群眾擁護和思想基礎，群眾稱吃飯不要錢是徹底消除“三怕”“五愁”，做到“雙保險”的好辦法，從此以后不怕生病、不怕結婚、不怕死人；不愁糧、不愁草、不愁用、不愁穿、不愁油鹽醬醋；生產生活雙保險。

再次是對如何推行吃飯不要錢這一涉及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和生活習慣的改變，經驗介紹：(1)政治掛帥，思想領先。強烈地進行正面教育，系統(tǒng)宣傳吃飯不要錢的目標、條件、好處、辦法和將來的美好前景。開展大鳴大放大辯論，集中圍繞“吃飯不要錢好不好、要不要、能不能、有沒有吃虧占便宜”等四個帶普遍性的問題展開。搞典型做樣子，解決具體問題。(2)加強領導，認真挑選管理人員。社和大隊兩級都有一個書記掛帥抓伙食。(3)做好充分的物質準備。

第四是制定吃飯不要錢的有關規(guī)定和制度。主要有：不勞動者不得食，凡是能夠勞動而不肯勞動的人員，不得享受吃飯不要錢的待遇；有啥吃啥、有多多吃、有少少吃；吃飯不限量，基本菜(一菜一湯)不要錢；十天吃一次葷，逢年過節(jié)加聚餐；計劃開支，愛惜糧食，反對浪費；吃飯到食堂，打飯回家要限量，等等。

最后就是總結吃飯不要錢的五大好處。其中談到，實行了吃飯不要錢，社員情緒空前高漲，生產勁頭十足，反映：“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干勁生產”“吃飯不要錢，個個心里甜，再不愁生活，全心搞生產，男人干勁足，婦女也爭先?！钡诹箨牭诙a隊，在實行吃飯不要錢的第一天晚上，全體社員興奮地通宵割稻不休息。

對于吃飯不要錢的好處，馬鎮(zhèn)公社還編出了快板詞：自從實行吃飯不要錢，農村風氣大改變；男的聽到吃飯不要錢，渾身干勁沖破天；女的聽到吃飯不要錢，做事敢在男人前；老的聽到吃飯不要錢，不服年老也爭先；小的聽到吃飯不要錢，勤工儉學成績顯；鰥寡聽到吃飯不要錢，滿面春風笑開顏。［12］

馬鎮(zhèn)公社作為政府樹的一個典型，其經驗自然反映了政府的提倡和政策導向，但也在相當大程度上反映了絕大部分農民對實行供給制和公共食堂問題的初始認識。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多少年來，中國農民一向為吃飯問題所累，實行供給制，吃飯不要錢，而且還可以敞開肚皮吃飯，這是多少農民夢寐以求的事啊!現(xiàn)在辦了公共食堂，不再為能否吃飽肚子而擔心，農民怎么不擁護?中國農民有廣泛而深厚的平均主義思想傳統(tǒng)，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又使他們容易產生空想。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這種建立在空想基礎上的社會實踐，并非僅僅是少數(shù)領導人一時的頭腦發(fā)熱就可以驟然興起的，而有它深刻的社會基礎。［13］加上當時大躍進的浮夸，以為中國的糧食已經多得吃不完，大家認為實行吃飯不要錢完全有它的物質基礎。因此可以說，在供給制和公共食堂的弊端還沒有充分顯現(xiàn)之前，人們看到或者想象的多是它的好處，廣大農民和政府對它的認識較為一致。也正因為如此，供給制和公共食堂在江蘇和在全國一樣在短時間內形成了席卷之勢。

三、江蘇農村公共食堂化的高潮

根據(jù)1958年10月20至11月3日在參加華東六省市農業(yè)協(xié)作會議時江蘇省委分管農業(yè)的書記劉順元準備的匯報提綱，當時全省已辦公共食堂241711個，食堂吃飯的戶數(shù)占農村總戶數(shù)的92%，基本上實現(xiàn)了公共食堂化；已辦托兒所

189345個，幼兒園65271個，幸福院4850個；實行半供給制半工資的情況：全省已有1190個公社實行了伙食供給制或基本生活資料供給制，占總社數(shù)的88%，只有165個公社未實行供給制，在實行供給制的公社中實行糧食供給制的占7．1%，伙食供給制的占50．2%，基本生活資料供給制的占40．5%，全部供給制的占1．3%。［14］另據(jù)一則材料，當時全省共計辦了34萬個公共食堂，90%以上的社員在食堂吃飯。包括公共食堂在內的集體福利事業(yè)的興辦，大大解放了婦女勞動力，她們說“生活集體化解開了婦女身上五根繩——洗衣、燒飯、領小孩、做針線、倒馬桶”“過去是一輩挨著鍋頭轉，現(xiàn)在是水不挑，草不抱，火不燒，糧不焦，真是上天堂”，全省約有600萬個婦女從家務勞動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這樣不僅有力地鼓舞了她們的勞動積極性，提高了勞動出勤率和勞動效率，而且大大提高了廣大婦女的政治經濟地位。［15］

從1958年秋制訂的分配方案和實施的分配情況來看，江蘇各地切實是普遍實行了各種形式的供給制，而以公共食堂為載體的吃飯不要錢的糧食和伙食供給制是其最基本形式。比如，徐州專區(qū)190個公社均已實行了糧食供給制，淮陰、南通兩專區(qū)自11月1日起，普遍實行糧食供給制，徐州專區(qū)有的社除了包口糧外，還要包住房、包穿衣、包看戲等。贛榆縣朝陽公社，實行了像徐水縣那樣的十五包。蘇州專區(qū)7個縣197個公社中，85個公社實行了吃飯不要錢，67個公社除了供伙食外，還要供治病和上學，39個公社，除了供伙食外，還供治病、上學、結婚、喪葬等多樣項目。［16］

對當時的形勢，江蘇省委總的看法是“一片光明，充滿希望”，“在偉大的集體力量面前，人們的精神面貌正在從奴隸狀態(tài)中徹底解放出來，新的社會風氣和道德品質正在迅速成長，80%以上的群眾對人民公社的各種變革熱烈擁護，各種個人主義、本位主義等資本主義思想的市場大大縮小，對私有財產的觀念也削弱了，說‘過去創(chuàng)家立業(yè)為兒為女，現(xiàn)在公社都有安排，還要私有財產干什么’”但是另一方面，江蘇省委也提出，必須看到人民公社化以后的一系列改革是如此深刻而廣泛，形勢的發(fā)展又是如此迅速。在這種情況下，兩條道路的斗爭非常尖銳，階級敵人正在作垂死的掙扎，先進與落后兩種思想的斗爭也很激烈，而廣大干部對這種形勢還缺乏足夠的思想準備，經驗不足，不免帶來許多新的問題。在供給制實行過程中一些富裕中農提出質疑，如“多勞不能多得是剝削”、“供給制是挖中農的肉，補貧農的瘡”、“他們忙了養(yǎng)閑人”、“這是培養(yǎng)懶漢、二流子的辦法”，這些都被認為是資本主義思想。在舉辦公共食堂工作中，省委也承認有“一大”“二糟”“三亂”“四缺”等現(xiàn)象。因此江蘇省委提出，為了使人民公社進一步鞏固和提高，要繼續(xù)深入地大搞共產主義教育，搞臭個人主義、本位主義等資本主義思想；堅決貫徹階級路線，整頓組織；做好分配工作，加強生產管理和生活管理，生活管理的中心是要辦好食堂。［17］

“吃飯不要錢”和“敞開肚皮吃飯”是公共食堂興辦高潮階段的顯著特征。當時報紙上多有這方面的報道。如1958年10月23日《新華日報》報道了淮安縣聯(lián)盟社的公共食堂，這個食堂被稱為“幸福食堂”，社員到食堂吃飯時，自己吃飯自己裝，要吃多少裝多少，既不要錢，也不限量?！斑@個食堂吃飯方便，坐下就吃，不要排隊。飯前不需訂飯，飯后不需報賬。吃飯不要錢，吃菜也不要錢，社員來客，開飯前兩點鐘通知，可以加菜，客人吃飯也不要錢，只有加菜時才要錢”。

1958年11月22日《新華日報》以《常州區(qū)三萬食堂開展競賽》、《菜好飯香，干勁洋溢》為題報道了常州食堂開展競賽比吃飽吃好等方面的情況。現(xiàn)場會所在的賽橋公社的貝橋食堂，每天一干兩稀，吃飯放開肚皮吃，早晚各兩個菜，中餐三菜一湯。這個食堂10月份，一個月就吃過五次面條，二次餅子，三次團子，二次饅頭，赤豆燒粥更是經常有；葷菜方面吃了三次肉，十三次魚，素菜是半月不同樣，這個食堂的口號是“一年趕上馬福興，二年超過德秦恒”。而馬福興和德秦恒都是常州市內著名的菜館。［18］

四、結語

許多新生事物特別是一些烏托邦式的社會理想在未經過嘗試和嘗到苦果之前，往往因為各種原因被認為是或者期盼是美好的、合理的，這正是一些歷史悲劇產生的原因。作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時期的新生事物，農村公共食堂也是如此。從公共食堂的興辦到迅速形成高潮，可以發(fā)現(xiàn)它是農民、黨中央、黨的領袖、黨的媒體、地方政府和各級基層干部等多方共振上下互動的結果，它確實具有廣泛的從上到下的社會基礎。這種社會基礎的形成，當時主要來自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大躍進大規(guī)模集體化勞動的客觀需要；人民公社“組織軍事化、行動戰(zhàn)斗化、生活集體化”的客觀需要；人民公社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實行“各取所需”的供給制的需要；以為大躍進、糧食多得吃不完，公共食堂完全具有物質基礎的保證，即所謂“有糧”、“有錢”；在中國根深蒂固的平均主義的社會心理基礎；公共食堂本身實行“吃飯不要錢”和鼓勵“敞開肚皮吃飯”，對于生活水平一直不高的農民具有極強的誘惑力；等等。在這些原因當中，最根本的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農村公共食堂是其伴生物和有機組成部分，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都是黨和政府發(fā)動的，對公共食堂的出現(xiàn)，黨中央、黨的領袖、黨的媒體也是大加肯定、竭力提倡、推波助瀾，因此農村共食堂在全國的興辦和出現(xiàn)高潮，從根本上來說還是黨和政府制度、政策主導的產物。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驗證，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問題日益暴露，公共食堂本身的弊端也日漸明顯，一切都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美好，相反卻是問題的日趨嚴重，因此，從1959年開始，無論是全國還是江蘇的農村公共食堂都開始退潮乃至趨向解散。

注釋：略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xiàn)網轉自：《遼寧行政學院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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