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性別視角看陜西侯永祿一家的經歷
【內容摘要】家庭生存策略及其社會性別維度是一個既關乎歷史也觸及現(xiàn)實的命題?！叭昀щy”時期（1959-1961年）對農村億萬蕓蕓眾生來說是一場生與死的考驗。盡管這場“生存保衛(wèi)戰(zhàn)”主要是以家庭為中心展開，但迄今有關家庭生存策略及其社會性別問題的研究仍付闕如。陜西農民侯永祿不間斷寫了六十余年日記，作為見證人和當事人，他為我們留下了有關這場生存危機的一些原始記錄。從社會性別視角來解讀，侯氏一家人應對大饑荒的生存實踐、行動邏輯及資源權力不盡相同，他們的生存策略存在著明顯的性別差異。本文從社會性別視野勾勒了一個普通農家生存之道的大致輪廓并著重描述了農家婦女的獨特作用和貢獻。這些微觀經歷不失為其時千千萬萬農村家庭普遍經歷的一個縮影。
【關鍵詞】三年困難時期；家庭生存策略；陜西農民侯永祿；農村婦女；社會性別。
一、引言
1959-1961年對鄉(xiāng)村居民來說是極不尋常的三年。在1958年狂熱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很多地方還搞起了“吃飯不要錢，做活不記工”的供給制。各地農村普遍實行吃飯食堂化，農家既不允許有存糧，亦不得自己燒火做飯。緊隨這個烏托邦社會實驗的失敗，1958年當年史無前例的饑饉便在一些地方悄然而至，而后便在農村和城市各地迅速蔓延，并席卷了整個中國。措手不及的人們程度不等地遭遇了饑荒。可以肯定的是，當賴以生存的集體糧食供應不夠“果腹”時，被逼到生存邊緣的男女老少并不會聽天由命地坐以待斃。當饑餓像齊脖的深水隨時有可能將其淹沒時，人們出于本能會想方設法尋求活命之道，而負責一日三餐的農家婦女則更是如此。
最近一二十年，國內外有關三年困難時期的探究越來越多。涉及鄉(xiāng)村居民饑饉故事的紀實作品和饑荒親歷者的口述史也層出不窮。然而迄今關于那段歷史的關注點仍主要放在饑荒發(fā)生的原因、過程及后果的政治經濟方面。在有關大饑荒的敘事中，饑餓成了這段可怕社會記憶的主要內容，大面積非正常死亡及其人數(shù)這個沉重話題因而格外引人矚目。持續(xù)三載的危機對草根億萬蕓蕓眾生來說是一場生與死的考驗，盡管這場“生存保衛(wèi)戰(zhàn)”主要是以家庭為中心展開的，但現(xiàn)有的著述仍主要側重于個人的孤軍奮戰(zhàn)或社隊層面的自救行為[1]。迄今為止，家庭的生存策略仍付闕如，更無人深入到被稱為“黑匣子”的家戶內部去探究不同家庭成員的應對之策。更值得關注的是，不單這場持續(xù)饑荒的后果及其回應的社會性別維度被忽視，婦女在荒年的遭際與作用也是“缺席”的。像任何災難一樣，由于男女兩性角色和責任的不同，糧食短缺和饑饉的影響并不是性別中立的，兩性的應對之策也同樣是社會性別化的。
陜西合陽縣路井鎮(zhèn)農民侯永祿堅持寫日記和記賬60余年。作為當事人和見證人，他為我們留下了關于這場生存危機的一些原始記述，使我們得以窺視一個普通農家渡荒求生的某些側影[2]。這些原始記錄比今人的追憶更為真實而準確，因而也益發(fā)顯得彌足珍貴。生于1931年的侯永祿1949年離開合陽縣簡易師范學校回鄉(xiāng)務農，先后擔任過鄉(xiāng)團支部書記、互助組組長及初級社與高級社會計，三年饑荒期間仍是大隊會計。1947年他與普通農家婦女趙菊蘭結婚，先后在1950、1952、1955、1958生下了四個子女，依次取名為引玲、勝天、西玲、豐勝。在1960年12月最困難的時刻又迎來了名叫萬勝的兒子。大饑荒開始時，他的長女不滿十歲，母親則年近六旬，已不再參加集體勞動。這八口之家主要依賴他們夫婦倆勞作，與子女少的村民相比，候家的生活顯得尤為艱難[3]。
侯永祿記述了一家人在危難之際齊心協(xié)力頑強求生的日常經歷，并用很多筆墨再現(xiàn)了其妻子的酸甜苦辣及特出貢獻。從社會性別角度來解讀一個男性眼中看到和寫下的文字，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候家男女老少獲取食物應對饑荒的生存實踐、行動邏輯及資源權力的不盡相同，家庭生存策略存在著明顯的性別差異。侯家微觀經歷的這些碎片，不失為當時千千萬萬底層農戶普遍經歷的一個縮影。
家庭生存策略及其社會性別維度是一個既關乎歷史也觸及現(xiàn)實的重要命題。在整個短缺經濟時代尤其是每年青黃不接時分，食物匱乏在很多地方幾乎是一種常態(tài)。告別大饑荒之后，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并沒有就此畫上一個句號。農業(yè)部的統(tǒng)計數(shù)字顯示，整個六七十年代的20年中，鄉(xiāng)村居民人均糧食年消費量平均為179.4公斤，超過200公斤僅有1979年一年(207公斤)[4]。侯家所在的合陽縣，到1979年底，全縣98%的生產隊負有外債，社員分配(包括實物折價)每人年均僅69元。1980年，全縣年人均純收入低于40元的生產隊占65.2%，個別生產隊的每個勞動日值不到1角錢[5]。到改革前夕，中國約有2億農村人口生活在絕對貧困和饑餓的陰影之中，僅能維持最低限度的溫飽。這意味著農民家庭的生存之戰(zhàn)一直就不曾消停。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大躍進”期間，農村婦女就被動員起來大規(guī)模走出家門參加集體的生產勞動。她們逐漸從輔助勞力變?yōu)榕c男子肩并肩勞動的一支生力軍。雖則身處社會經濟生活的邊緣，農村婦女漸漸成為家庭生活舞臺上的主角，這為她們在家庭生存受到威脅時不遺余力地去呵護子女并維系家庭奠定了基礎。盡管飽受食物匱乏之苦，她們在結構性限制之下表現(xiàn)出了驚人的智慧和能動性。而今，農業(yè)主勞力的女性化臉譜和“男工女耕”的性別勞動分工格局在許多地方已變得愈來愈凸顯[6]。到2012年糧食生產已實現(xiàn)了“九連增”，農村婦女尤其是留守農婦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但作為“沉默的大多數(shù)”，她們的作用和困境一如從前淹沒在政治經濟的宏大敘述之中，很少進入決策者的視野。從這個意義上講，解剖侯家應對之策的社會性別維度也就具有別樣的歷史與現(xiàn)實意義。本文從社會性別視野勾勒了一個普通農家生存之道的大致輪廓并著重描述了農家婦女的重要角色和作用。為了將侯家的故事放在更廣闊的場景下來考察，我們不妨先看看當?shù)卮箴嚮牡膩睚埲ッ}。
二、一個地方版的饑饉故事
農村是1958年“大躍進”的主戰(zhàn)場。陜西全省從8月中旬到9月中旬短短不到一個月時間里就迅速實現(xiàn)了人民公社化，入社農戶占全省總農戶的99.2%。到1960年5月全省加入食堂的農戶已占農戶總數(shù)的94.2%[7]。侯家所在地區(qū)早在1958大躍進時就已埋下了饑饉的禍根。1958年8月他所在的高級社被并入了路井人民公社。各生產隊紛紛一哄而起建起了公共食堂。到1958年8月，整個合陽縣99.5%的農戶已在公共食堂就餐[8]。到11月，路井公社宣布實行“吃飯不要錢，做活不記工”的所謂的共產主義供給制。
人民公社成立之后，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強迫命令風和共產風更加甚囂塵上，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則隨之一落千丈。“吃飯不要錢的政策一宣布，食堂真的也就不要饃票和菜票了，人們能吃多少吃多少;做活也就不記工了，……每天晚上，隊長出工鈴一打，臨時組織突擊隊拉糞。幾十人拉一個大膠輪車，送上一兩回糞，回到食堂大吃一頓?！薄案苫钅パ蠊?吃飯放衛(wèi)星”以及“病人多、孕婦多、產婦多”等現(xiàn)象隨之而來[9]。除了可以在食堂“敞開肚皮吃飯”和青壯年勞動力被抽去大煉鋼鐵，各種工程紛紛上馬，糧食產量的驟減也就可想而知的了。與此同時，由于糧食生產上的虛報浮夸，征購糧任務一直居高不下。據(jù)官方數(shù)據(jù)，整個合陽縣1959、1960和1961年征購的糧食分別占糧食總產量的33.2%、30.9%和47.4%。在全縣糧食生產陷入最低谷的1961年，全年糧食總產為9737萬斤，征購糧竟高達4611萬斤[10]。這意味著農民手中可支配的糧食幾乎都被掏空了。
路井一帶1959年的年景還算不錯。路井大隊小麥畝產為275斤，勞動價值9角，比1958年還多了兩角，但比起1956年的2.38元和1957年的1.66元已差遠了[11]。因持續(xù)大旱120多天，1960年路井公社的小麥畝產僅有165斤，路井大隊也急劇下滑為206斤,比上一年減產70斤[12]，本來僅夠勉強糊口的糧食就變得更為緊張了。夏收后，口糧分配便實行“以人定量，指標到戶”，糧食分到食堂，各戶憑票打飯。緊隨其后，吃糧標準一壓再壓，一月比一月低。最艱難的莫過于1960年11和12月及1961年元月，每人平均每月只有15斤糧[13]。這可謂名副其實的低標準，遠未達到北方社員300斤的留糧指標。對于像侯家這樣人口多而勞力少的人家來說就更加困難了。
侯氏一家人度日之難不言而喻。侯永祿曾細算過這樣一筆帳：“我和菊蘭按一般人的口糧標準對待，每月20斤，母親年老做家務，不參加集體勞動，口糧標準為每月18斤，引玲、勝天都為16斤，西玲11斤，豐勝9斤，全家7口人，每月共分口糧110斤，每人平均不到16斤。3個月共有92天，每天3頓，共276頓。全家人每頓飯共吃1斤2兩糧，每人吃不到2兩糧”[14]。由于家無存糧，侯家只得靠食堂給多少就吃多少。試想，那個年月沒任何葷菜、葷油或零食可吃，再加上繁重的體力勞動，這點糧食連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都難以滿足。1961年春節(jié)前夕，當?shù)睾谑形飪r飛漲，一張紅紙賣到2元，一斤蘿卜5角，一個蒸饃1元。侯永祿上集市轉了一圈，啥也沒敢買就空手回了家。這一年他給孩子們的壓歲錢僅有0.1元，五個子女平分每人僅有2分錢。到了1962年，侯家的家庭財政仍入不敷出。全年的現(xiàn)金收入共計434.08元，現(xiàn)金支出為509.3元。值得注意的是，這年雞蛋賣了11元，卻未見有買肉的任何記錄[15]。
耐人尋味的是，深受當時主流意識形態(tài)濡染的侯永祿，幾乎未在字里行間留下“饑”或“餓”等字眼。盡管如此，我們仍可從中找到其全家人忍饑挨餓的許多例證。1961年1月27日侯永祿寫道：“保管員侯尋榮來我家辦理有關手續(xù)，見我面黃肌瘦，身體虛弱，便關切地問：你身體咋成了這樣子，得補一補，到街上買幾斤菜吃一吃，身體自然會好起來。我苦笑了一下說：是呀，菜能補，買菜要花錢的，只是家里連飯都吃不上，還買啥菜?我又看了看炕上幼小瘦弱的萬勝，吞吞吐吐地說出了想把娃給人的想法”[16]。由于生活窮困，加上勞動繁重，菊蘭的奶水不夠孩子吃?！巴蘅偸丘囈活D飽一頓的，所以得了消化不良的毛病，身體瘦成一條子。[17]”有一次，因又吐又瀉而嚴重脫水，萬勝連哭叫的精神都沒有了,啼哭起來只是微弱的“哼哼”聲，像小貓在低低地叫喚。幸好他們及時向西安來的醫(yī)療隊求救孩子才得以活命。
因饑餓難熬，路井公社社員把地里的紅薯根和紅薯蔓都刨來充饑。村里村外的榆樹皮也被人剝光吃掉。1961年夏收后食堂散伙，社員開始分戶吃飯。此時的口糧標準依舊很低。侯永祿1961年6月23日是這樣寫的：“這一年，路一大隊的糧食平均畝產是我入社以來最低的一年：小麥畝產132斤，豌豆畝產23斤，扁豆31斤?！碑?shù)爻霈F(xiàn)了相當多浮腫病人，一些人還因此而喪生。據(jù)官方統(tǒng)計，從1960年11月到1961年7月，路井公社累計發(fā)病3570人，占總人口的10.6%，其中浮腫病人1478名，死亡728人，占總人口的2.11%。死亡牲畜1500多頭，占總數(shù)的31.6%[18]。位于較富庶的關中平原的路井公社尚且未能幸免這種慘劇，像四川、安徽、河南、山東、甘肅等重災區(qū)就可想而知了。
這里的情形應該說不算是最壞的。雖沒有足夠的食物，但至少集體的食堂沒有完全斷炊。生產隊和大隊在努力維持正常的生產活動。在公社一級，路井公社社長對糧食高征收進行過抵制，盡管難免遭到批判并受到撤職處分。所幸的是，一個回鄉(xiāng)省親的省宣傳部干部發(fā)現(xiàn)父老鄉(xiāng)親挨餓后立即將實情報到了省里。省委為此派來了工作隊專程做了調查并督促當?shù)睾芸觳扇×艘恍贝胧?，其中包括發(fā)動社員大造“人造肉精”等代食品，返還原先征購過了頭的糧食，允許社員經營自留地，成立救助浮腫者的病人灶，省里還專此派來了醫(yī)療隊等等。侯永祿一家人正是在上述地方背景下開展自救和渡荒的。
三、社會性別化的家庭應對之策
由于嚴格的戶籍管制，災荒降臨后，被捆綁在集體之中的社員沒有離開其村社的自由;縱然外出逃荒也往往難以找到活路。這就注定了絕大多數(shù)人只能在村域范圍內乃至周邊地區(qū)“靠山吃山”或“靠水吃水”。高王凌在其書中羅列過人民公社時期各地農民五花八門的反抗形式，其中包括瞞產私分、村里村外的大偷小盜、撿拾、公開拿集體財務、經營自留地、從集體借糧、外逃、棄農經商、開荒、砍伐山林、聽由集體調遣外出當“民工”等等。在饑饉之年，鄉(xiāng)村居民自然會繼續(xù)訴諸這些方法。尤其是當集體的糧食供應靠不住時，掙扎在死亡線上的人們會饑不擇食地尋找各種可充饑之物，甚至不惜鋌而走險采取一些極端手段[19]。
侯永祿一家的生存之戰(zhàn)是在多條戰(zhàn)線同時展開的，男女老少都參與其中。捱過1959-1961年三年重創(chuàng)之后，直到1962年秋收后才擺脫了饑餓。侯家的應對之策都是底層百姓在荒年常采用的一些手段，既包括挖掘家庭內部資源，如積極參加集體勞動掙糧掙錢，壓縮家庭開支，經營自留地和開荒，讓女兒輟學，利用兒童勞力，也包含利用外部資源，如依靠親戚、朋友和社區(qū)支持以及賣舊毛衣、雞蛋、布匹等以市場為取向的活動。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回應肯定還遠不止以下六個方面。
(一)積極參加各種集體勞動進行生產自救
通過參加集體勞動掙錢掙糧是制度內的一個關鍵性策略。趙菊蘭是一個勤勞淳樸的農家婦女，在“大躍進”運動中雖有不到一歲的吃奶的小孩，但她從不拖后。“她干起活來也從不耍奸使滑，總是盡力大干，講質量，爭數(shù)量，從不落于人后，所以菊蘭當了勞動模范，公社年終評獎時，還獎了她一個鏤花鐵锨頭”[20]。人民公社成立后，侯永祿被調到公社去工作。像菊蘭這樣的年輕媽媽，除了下地干活，還被派去修建水庫的工地勞動。翌年冬天，她一直起早貪黑地連軸轉。因牽掛著嗷嗷待哺的孩子，她總是徒步來回奔波，總是乘炊事員送飯來的間隙趕回家給孩子喂奶，然而又折回工地吃點殘羹冷飯：
1959年冬，公社在鳳凰靈溝大修水庫。正值寒冬臘月，吃飯是由食堂炊事員送到工地。天不明上工，日落后收工。菊蘭天明時讓娃吃飽奶。食堂人來送飯，剛一停工，她便急急忙忙步行回家，讓娃來吃一頓奶。吃畢奶，又急急忙忙趕回工地，忙著吃人家的剩湯冷饃。菜完了，饃也冷了，只好啃幾口冷饃，喝幾口冷開水。整個冬天都是這樣。直到農歷臘月29日才停工，讓大家過春節(jié)。本應回來給娃喂奶時可以騎上新買的“白山”牌自行車，但是一回也沒騎過。因為永祿天天就騎到公社里去了，她只好來回一步一步地走[21]。
饑荒降臨后，菊蘭與丈夫一道吃大苦賣大力，付出了超乎尋常的努力。人民公社成立后，自留地、家庭副業(yè)及集市貿易統(tǒng)統(tǒng)被取締，滿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糧食和現(xiàn)金完全依賴參加集體的勞動。不積極出工還意味著連稀飯都有可能被克扣或剝奪。為了多分糧多分錢，侯家夫婦也千方百計地從生產隊攬活干。縱然身懷六甲，菊蘭也馬不停蹄地參加各種勞動。為此，侯永祿不惜筆墨做了在較多記錄：
我和菊蘭為了全家八九口人不受餓，見活就干，見工分就掙，不管臟凈，不分輕重，隊里派啥就干啥，從不挑揀。人家給隊里用架子車拉糞，我自己沒架子車，便在自行車后邊挎兩個糞籠，也往地里送，兩晌送了24回，比用架子車拉所折下來的工分也不低。地里種麥要整地，整地前必須把糞堆撒開。人家一晌能撒80堆，自己也不示弱，哪怕手上打了血泡也要撒個八九十堆，曾創(chuàng)下一晌撒108堆的最高紀錄。麥子要下種時，雨后乘墑要整地，牲口沒有幾個能使役的，只好五六個人拉一付耙或犁。我和菊蘭一人一把件子繩，同大伙一起拽，一同拉，直到全部把麥種上……打墻比一般活路更高些，另外還要補貼一些糧食。我雖然身小力薄，從小上學出身，未下過大苦，但為了全家八九口人的活命，也不怕出大力，流大汗，專挑像打墻一樣能多掙工分、多補糧食的活路去干。我生怕人家嫌我力氣小而不要我干，就總是干得比別人更賣力[22]。
除了農田的活計，菊蘭還不辭勞苦從隊里爭取到一些既能記工分又有補助金的集體副業(yè)勞動。在集體一年四季的生產鏈條中，到冬天沒什么活路時，婦女常常被排斥在勞動機會之外。但在荒年，為了一家人活命，菊蘭主動攬來在寒冬臘月彈花、榨油和賣豆腐等苦差事。侯永祿除了忙于大隊會計的工作外，也致力于打墻、軋花和榨油等活路。下面我們不妨擷取幾個普通片段：
菊蘭為了多掙工分，便和田金蓮兩人給大隊的柜上彈花。白天，她和社員參加隊里的農活，晚上，便半夜半夜地彈花。彈花柜安在澇池邊大隊部的北院內，不管天有多黑，夜有多長，風有多大，雪有多厚，菊蘭每天晚上都要去彈花。彈花時，一個人用腳踏，用手搭，另一個人幫著在旁邊用手攪。兩個人熱得連夾衣都穿不住，穿著單衫頭上還直冒汗，絲毫覺不得冬夜的寒冷。我有時在大隊辦畢公事，也常去幫上一陣子忙，好讓菊蘭歇歇氣[23]。
四隊辦起了豆腐坊，由侯順安負責連做帶賣。菊蘭為了多掙工分，趁冬天地里沒有活時，便去幫順安出鄉(xiāng)賣豆腐。雞打鳴時天還不明，菊蘭便要把豆腐裝到車上，拉著車去轉鄉(xiāng)。無論天氣多冷，一鍋豆腐得賣完。在村里賣豆腐時，菊蘭身上涼嗖嗖的，冷得發(fā)抖，腳指頭凍得發(fā)疼，不由得雙腳在地上彈得“咚、咚、咚”直響，特別在打豆腐過秤時，手指頭摸著冰涼的豆腐，好像快要掉下來似的，只好急忙放到口邊哈一哈熱氣，用手掌搓一搓凍得發(fā)痛的耳朵，便算取暖了[24]。
生產隊在棉花收獲季節(jié),為了給社員分皮棉,都必須安起壓花機。軋花比彈花更費力氣。數(shù)九的大寒天，小伙子踏開了軋花車，莫說穿棉衣，連夾衣服也是穿不住的。有時穿著單衫子、半截褲衩還熱得滿頭冒汗。一條毛巾檫汗檫得濕漉漉的，可以擰下水點點來。永祿雖沒有人家身強力壯，但也掙扎著和別的小伙子一樣地踏軋花車。每晚也軋它20多斤，有時趕天明還軋到過41斤，算放了衛(wèi)星[25]。
在空前的饑荒期間，婦女勞動強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像菊蘭這樣吃苦耐勞的農家婦女表現(xiàn)出了無比的堅韌。1961年冬，大隊在城外西北角的林場安起了油碨子和油梁給社員榨油。油碨比面碨重得多，一個小伙子是推不動的。第一遍碨花籽，到少也得兩個小伙子才能推動。第二遍是粕，那必須是三個人甚至四個人才能推動。這活需要全隊勞力排班輪流推，“一班接一班，班班不停點，輪到幾時是幾時，有時是半夜，有時是雞叫喚，有時是黑咕隆咚的陰天，有時是漫天大雪的夜晚。靜悄悄，一個婦女是不敢單獨前往的。就這菊蘭也是一班挨一班不缺班的”。下面一個生活場景也是頗說明問題的：
1962夏大熱的天為了多掙點工分，菊蘭跟上二叔水生和桂香、丑娃等青年去北坡的麥茬地里擔壕來平整土地，嫌糞籠倒去不方便，專門在街上買了擔壕用的簸箕式的籃子來擔土。按挖的土方多少米來計算工分。土方丈量后再將第弄平才計工。為了多干活多記工，有時擔得肩膀上又紅又腫，痛得不敢摸不敢撞有睡不著，但那年掙下的工卻不少[26]。
(二)撿拾與采摘
當食堂的供給不夠填飽肚子時，撿拾和采摘充饑之物便成為日常食物的重要補充。1960年夏收后，眼瞅著從食堂打的飯已不夠糊口，侯永祿的母親和妻子便讓尚未上學的小女西玲去路上撿拾遺落的麥穗。剛在縣里參加過糧食會議的侯永祿或許把響應“拾麥必須歸隊”的號召看得比家人吃飯更重要，或許因為對行將到來的危機還不敏感。他曾一廂情愿地要求作為干部家屬的妻子和女兒像他一樣奉公守紀：
母親見西玲才五六歲，還未上學，讓她趁閑空到城門外的路邊去拾些掉在地上的麥穗。有一天，我到家里偶然發(fā)現(xiàn)碨臺子上放著兩個小圓節(jié)(帶稈的麥穗小把子)，便立即追問這是哪里來的。母親說是西玲在路邊拾的。我認為既然是拾下的，無論是在哪里拾下的，都不應該往家里拿，不論怎樣少，都不能拿回家。因為咱是干部家屬，一定要帶頭遵守制度，決不能給一些亂拾亂拿的人留下話把。我立刻逼著娃，把兩個小圓節(jié)送往生產隊的麥場里。
母親眼看著我逼著娃把拾的麥送到場里去，便暗地里給菊蘭說：‘我永娃成了公家的人了，光為大家辦事，不管一家子人的死活。食堂分下飯不夠吃，叫他餓著，再別管他。”菊蘭說：“媽，當干部也作難，自家娃拾的麥拿回家要是讓社員見了，他再在人前咋說得起話呀!咱今后拾下的麥，收拾緊些，不要讓他知道就對了”[27]。
當食堂的糧食供應不夠“果腹”時，平素不入眼的麥穗就變得異常金貴。侯永祿夫婦就曾為是否讓孩子去撿麥發(fā)生過一次正面沖突。侯氏在1960年7月10日的日記中提到，隊長要求全體女勞力和不上學的學生去鋤秋。在災年，集體收割事實上很難做到“顆粒歸倉”，人們會成心割得粗糙些，好讓婦女和兒童隨后去撿拾。但拾麥的時機畢竟太過短暫，菊蘭于是暗自盤算讓十一歲的女兒和七八歲的兒子抓緊時間去拾麥。而侯永祿則堅持按隊長的吩咐讓女兒去鋤地。雙方據(jù)理力爭頂起了嘴。因菊蘭罵了一句，侯永祿第一次打了菊蘭一個耳光。后來侯永祿向菊蘭賠禮道歉保證今后絕不再打人，兩口子才重新和好[28]。
隨著糧荒日益加劇，菊蘭無時無刻不惦念著一家人的吃喝。母親和妻子顯然沒有理會侯永祿的阻攔。即便有身孕，菊蘭也無奈地尋遍村里村外，不論路途遠近都風雨無阻。因食堂分的飯不夠吃，家里又“彈盡糧絕”，菊蘭撿拾的麥穗、豆子及野菜等都派上了大用場。阿加沃(Agarwal)對干旱和饑荒時家庭應對機制的研究揭示，印度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婦女和兒童采摘和撿拾的食物維持生存的[29]。這可以說是饑饉年頭第三世界貧困婦女普遍采取的一個關鍵性策略。
地里的麥收完拉畢了，場里活也快結束了。一遇天陰下雨，場里地里活不緊了，菊蘭便跟上一些婦女出了村，去空茬地里拾麥，有時一直拾到外村隊的地里，像東邊的習家莊，北邊的大埝村，西邊的乾字村，她都去過。有時刮大風回不來，有時下小雨，衣服濕透了，風一吹，冷得人直發(fā)抖，她也還堅持著拾麥穗。不拾麥穗，全家老小光靠食堂舀的那點兒飯，是不夠吃的[30]。
秋收后，糧食標準更低了，更不夠吃了，菊蘭心里更著急了!雖然她身懷有孕，仍時時刻刻想著全家人今后的吃飯問題。陰雨天，隊里沒安排活時，菊蘭便提上籠，去收割完的豆子地拾豆角。只要是地上有的，不論是黑的、綠的她都拾回來，剝成豆粒顆煮著讓孩子們充饑。后來菊蘭又到埝頭墳邊挖野菜，蒸成菜疙瘩來吃。由于風雨不避，衣服濕透也不顧，久而久之，濕氣入了內，身上便起了“風屎”(濕疹)，又痛又癢，十分難受，用手搔破皮膚也不頂事[31]。
1961年6月6日]收割拉運麥子結束后，便宣布允許社員下地拾麥，拿回家去自食自用。菊蘭便和別的社員一樣抽時間下地去拾麥。先后七八天，她拾的麥共打下了三四十斤，填補了我家口糧的不足[32]。
在1960年底最困難的時候，被逼無奈的趙菊蘭甚至冒著被抓住的風險在夜晚去別的生產隊掐喂牲口的苜蓿或采摘喂牲口的麥苗葉子：
菊蘭避過我，偷偷地跟上一些婦女去掐喂牲口的苜蓿。白天不敢去，因為人家種苜蓿的生產隊專門派人看管，只能晚上去。她們去到公社辦的養(yǎng)豬場后面，又到北黨村頭，來回十幾里路也不嫌遠[33]。
聽說看護者與偷竊婦女打過架，侯永祿便告誡菊蘭：“人家去偷苜蓿，咱可千萬不能去。咱是干部家屬呀!”更關切家人肚皮的菊蘭當即理直氣壯地反駁：“干部，干部!干部能不吃飯嗎?你哪一頓不吃能行?若有糧食吃，誰還吃這牲口的草呀!你能弄下吃的，我才不愿當賊哩!”在三年困難時期，為了活命，社偷社、隊偷隊、社員偷集體、社員偷社員等現(xiàn)象事實上已成為一種普遍化的群眾性行為[34]。婦女和兒童中這類隨大溜的偷青行為，因政治風險較小而更為普遍。這在其他一些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證。在安徽一個村落，到地里偷東西已成為一種風氣。作為家庭主婦的婦女要負責全家人的食物，因而會煞費苦心為家里人弄吃的。當夜幕籠罩著大地時，婦女們就開始進地里“偷”。由于害怕，她們通常四五個人結成一幫一起“偷”[35]。
菊蘭掐不到苜蓿，便偷偷地到地里埝下掐些小麥葉子，回來用麩子拌成菜疙瘩。引玲和勝天，星期天去西莊子看他外婆，回來時外婆送他們，在沒人的地方，再掐上些麥葉，裹在袱子里拿回家，用面粉廠買回來的那一點兒麩子拌上做成菜疙瘩來吃，我們就這樣一天天地向前拖著[36]。
1961年入冬后，填飽肚子的任務依舊很嚴峻。菊蘭于是背著侯永祿繼續(xù)弄點集體田里的麥葉之類來補充。有一次被侯永祿發(fā)現(xiàn)后，她也含蓄巧妙地予以回避：
這年冬天，麥苗旺了，菊蘭想掐點兒麥葉，又怕我反對，不敢掐。引玲和勝天逢星期天去西莊子上看外婆，他外婆送娃娃們回來走到地頭埝下沒人時，便快快掐點兒麥葉包在袱子里，和衣服一起拿回家來。我也用碾米的碾子碾過幾次紅薯稈稈、紅薯葉子和麥葉子，并曾問過菊蘭這麥葉子是哪里來的。菊蘭說：“是娃娃向她外婆要下的。咋，你覺得氣味不對?你就別吃!”我苦笑一下，什么話也說不出來[37]!
(三)省吃儉用，勤儉持家
在食物匱缺的危急關頭，節(jié)儉是農家渡荒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侯永祿夫婦都費盡心思“勒緊褲腰帶”過日子。菊蘭雖“難為無米之炊”，但仍負責到食堂去打稀飯糊糊。下面這段話中有關菊蘭等婦女盯著鍋底等著勻最后一點殘羹的細節(jié)是特別耐人尋味的：
每頓飯都是菊蘭端上個大臉盆，跟著大家排在長長的隊伍后邊，等著一勺一勺地舀稀飯糊糊。一戶一戶舀到頭以后，人們還不立刻端上盆子散去，而是低著頭兩只眼一直盯著鍋底，等著勻那一點點殘湯飯底子，直到舀飯人拿飯鏟鏟凈最后半勺子后，才無可奈何地走去，哪怕天氣再冷，把飯等涼了，也不在乎[38]。
在那種年頭，豬肉之類的“奢侈品”即便是過年也是能少買則少買。1963年春節(jié)時，侯家的生活依舊十分拮據(jù)。隊里賣低于牌價的豬肉，侯家本可以買4斤，得知可以勻給別人時，菊蘭不由分說就撥給別人2斤。買回家的2斤也主要是為了招待客人，以維持必要的社會資本。在節(jié)儉這點上，侯永祿夫婦可謂心心相通：
快過春節(jié)時，大隊副業(yè)股殺了幾頭豬，按低于牌價的價錢賣給社員，每斤肉賣6角5錢，按每戶現(xiàn)在人口數(shù)買，每人只能買半斤。我家有8口人，應買4斤肉。菊蘭去買肉時，見允許互撥，便讓給公壽家2斤，自家只買了2斤肉。我便對菊蘭說：“咱這2斤肉夠正月初四待客人就行了。給了人家2斤肉，咱就能少花1元3角錢!就夠帶兩回炭用的錢了[39]!
長期當會計的侯永祿在家庭理財上也是精打細算分分計較的。1963年春節(jié)時他在巷道原土地廟里貼了一幅對聯(lián)：“勤勞動勝似搖錢樹，常節(jié)約強如聚寶盆”[40]。這恰是他勤勞節(jié)儉過日子的真實寫照。有一次遠途前往拉炭時因舍不得在路上花五角錢補漏氣車胎而空手回家，他還被人譏笑為舍不得花一分錢的“鋼公雞”：
咱每一分錢真像在肋子上串著一樣，花之前要算來算去，看該不該花，能不花的錢就盡量不花。我去澄縣煤礦翻幾架溝帶炭，連買一碗開水的幾分錢也舍不得花。帶個瓶子灌上開水，放在車子上，上坡渴了喝上兩口涼開水就行了。家用一分錢，我也要寫在家用賬上。我為找一二分錢的差錯，經常半夜半夜的核對尋找。春節(jié)時，我從不給娃們壓歲錢，只是每年到除夕前的一兩天，給上母親三五元，讓她給孩子們發(fā)。但元宵節(jié)一過，我便把孩子們身上的壓歲錢一分不剩地收回來，又寫在家用賬上：1961年是2元1角，1962年是2元9角5分，1963年是3元3角，1964年是4元。我從不給娃們零花錢，也不給孩子們花錢買玩具[41]。
為了節(jié)省家庭基本開支，菊蘭為一家人的穿戴付出了更大心力?！坝捎诨ú黄疱X買衣物，五六個孩子的穿穿戴戴，全是菊蘭一針針一線線逢起來的，從未買過一件衣服?！睘榱藪挈c兒錢或換點兒工，菊蘭還給街坊鄰里做過不少針線活。像集體化時代的多數(shù)農村婦女一樣，里里外外忙碌的菊蘭總是見縫插針地為一家人縫衣納鞋，連開會或干農活休息的間隙都不放過：
解放入社以來，公社總愛開社員大會，幾乎天天晚上都要開會。菊蘭每天晚上開會時，總是手里不離針線活。她坐在干部不容易瞧見的地方，耳朵里聽著干部們講話，眼里瞅著從人縫中透過來的一線燈光，手里不停地納著鞋底、鞋墊或涼襪底等。我的一雙深暖鞋，硬是她在一次次開會的會場納成的。白天，她參加隊里的農活，只要是跟上牲口干按晌記工的活路，如打土塊、鋤雜草、溜化肥等，她總要帶上針線活，趁大伙和牲口稍歇的功夫，趕快做上幾針[42]。
1960年12月，食堂要斷火5天，僅分給每人5斤帶黑斑的紅薯。在這性命攸關的節(jié)骨眼上，侯家就是靠菊蘭此前擼下其母親儲存起來的榆樹葉才解了燃眉之急：
散了灶，怎么辦?我家里連一粒糧也沒有。這五斤紅薯能吃5天嗎?5斤紅薯削掉黑斑還能剩多少呢?我千思萬想沒有辦法，突然想起后院的那棵榆樹，秋天落葉前菊蘭摘下了一些榆樹葉，母親把它曬干后保存著，這時只好拿出來熬上吃。前鍋熬的剩下點葉葉子，幾天了，永祿還舍不得讓倒掉，為了到時喝起來頂點用。5斤紅薯削掉黑斑，能剩多少呀!好不容易熬出了這5天，又去食堂領飯[43]。
(四)經營自留地和開墾荒地
經營自留地和開墾荒地成為后期侯家人渡荒的一個策略。1961年3月和6月，中央先后發(fā)布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允許社員在不影響集體生產的情況下經營自留地、家庭副業(yè)并開墾少量荒地。生產隊據(jù)此給隊員重分了自留地。侯家勞力少，但人口多，大人小孩分的自留地一樣多。1961年春，他們先種上了扁豆、辣椒等蔬菜以度春荒。1961年自留地鐘的紅薯因干旱產出不多，但收獲了一些用于備荒的蔓子。1962年春，經菊蘭提議，夫妻倆決定在自留地繼續(xù)種高產的紅薯。
像其他農民一樣，他們一有功夫便去自留地干活。由于大旱，侯永祿到處去尋水，并先后挑了一百五六十擔水將剛栽上的紅薯苗整整澆了一遍。在“今年的莊稼”一文中，侯氏提到，“糜子和谷集體的因地薄肥少，沒鋤好，畝產四五十斤，自留地的畝產在200斤上下”[44]。這正是杜潤生所描述的“自留地效應”：“2分自留地等于1畝集體地的收入，種糧食產量起碼要高出1倍，甚至更多”[45]。自留地因而被很多人看作是“命根子”，在極度缺糧的災荒年份更是如此。侯永祿就曾感嘆，要是1960年有自留地的話，就不會出現(xiàn)餓死人的現(xiàn)象。難怪1962年秋收后路井社員們唱起了打油詩，將“自留地、娃他娘、飛鴿車子和生產羊”并列奉為自己的心愛之物。除了自留地，侯永祿夫婦還開墾了少量荒地：
我家人口多，勞力少，靠在隊里掙下的工分分下的糧食仍不夠吃。我便在抓緊做好自留地的同時，也開墾些荒地，以增加口糧。我在村周圍尋找荒地，發(fā)現(xiàn)幾年前大修老八溝水庫時，把堡子胡同原來的道路廢棄了，從埝上開了個新路，胡同里便長滿了荒草。本隊社員有幾個人便在埝邊鋤掉荒草，平整地面，開荒種地。我也和菊蘭趁空閑時間去那里用鋤除荒草，用鍬翻地，共開墾出有一二分大的一片地。雨后，趁墑田有水，種些高粱、糜子等雜糧[46]。
1962年夏收時，除了蔬菜，侯家從自留地和開墾的荒地上收獲了230多斤小麥、一千來斤紅薯及150多斤糜子。加上從生產隊分給的各種糧食，一家人終于擺脫了挨餓的威脅。
(五)利用親屬、鄰里及其他社會關系網絡等社會資本
平素積累起來的社會資本在幫助侯家渡荒方面也起到了關鍵性作用。1960年12月吃糧標準最低的時候，侯永祿的第三個兒子生不逢時地來到人間。孕產婦的營養(yǎng)自然談不上，就連基本生存都難以保證。多虧丈母娘很快帶來了“救命糧”：
趙媽三天后來看娃，提了一籠麩子饃。她也入了食堂，哪里來的麩子饃呢?原來自從夏收后，她就在沒有耕過的麥茬地里一枝半穗地拾了半個多月的麥穗……多虧這饃，才救下菊蘭娘兒倆的命，不然娃沒奶水水，咋活得下來哩!菊蘭坐了這個月子，連一個干饃渣渣也沒見過。什么雞蛋呀、紅糖呀、豬肉呀、滋補品呀，想也沒敢想過。只有用食堂里舀下的幾勺子紅薯糊糊，端回來止饑了。她晚上餓得不行了，在炕洞的灰里煨上個蘿卜，就算吃上好營養(yǎng)品了[47]。
除雪中送炭送來了麩子饃，侯永祿的丈母娘還把自己珍藏的自織好布拿出去賣，以解決緊迫的吃飯問題。其他社員騎上車子去洛川、延安，用布換糧食。集市貿易開放后，雖然不許黑市買賣糧棉，但管得不嚴，布價還是很高的。我因在大隊工作忙，是干部，又是黨員，不能上北山搞黑市的買賣，只好由趙媽或菊蘭把織的布逢集拿到街上去賣[48]。
當?shù)丶虚_放后，雖不許黑市買賣糧棉，但已控制得不那么嚴格了。菊蘭引上引玲和勝天去到集上，在東街口遇到個買布的買主。那人一見布的質量很好，便不丟手，以每尺1元4角錢與菊蘭成交。6丈穿衣布共賣了84元，一下子解決了全家人吃飯的大問題[49]。這筆錢在當時算得上較可觀的一筆收入。愛情、親情和友情既帶來物質上的福祉，也是他們度糧荒的精神支柱，其意義非同尋常。
作為基層干部的侯永祿顯然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和更大的社會網絡。一貫清正廉潔的侯永祿曾聲稱：“我有個怪脾氣,辦任何事情都是公事公辦……從不走后門,找熟人,占便宜”[50]。但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他也開始動用社會關系“走后門”買了一袋麥子麩皮。1960年10月12日，他輕描淡寫地談到：“晚上，我萬般無奈地從黑地里走到街上公社的面粉廠，找到了靳主任，買了25斤麥子麩皮，帶回家來，好拌菜疙瘩。我想，有一點兒糧，也許就餓不死”[51]。此外，1961年2月“趕春節(jié)前，飼養(yǎng)股長高李來在南邊買回來不少紅白蘿卜，分給我一麻袋，解了燃眉之急”[52]。在食物如此稀缺的饑荒時刻，能得到一袋麥子麩皮和一麻袋紅白蘿卜，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覬覦的。
1963年7月，侯家雖已從饑饉中熬過來了，但因缺錢仍買不回生產隊分給的口糧。隊里規(guī)定欠錢戶要裝糧須交現(xiàn)錢。侯永祿“臉皮貴，不愿求拜人”。菊蘭不得不焦急萬分地到處張羅借錢。得知某親戚在隊里有長款，她趕緊便前去商量從他的長款中撥了20元給侯家，這才得以把分給的口糧全部裝回家。
(六)利用家中的兒童勞力
利用兒童勞力是侯家緩解災荒的又一策略。小兒拾荒便是其中一例。街上逢集，學校也放了暑假。菊蘭便叫兩個兒子去撿西瓜皮。帶瓤的部分洗凈后讓孩子們先吃，剩下的切成條狀曬干后收藏起來備用。食堂解散后各家自己開伙做飯，生產隊分的麥草和棉稈等不夠用，而燒炭則需到五六十里遠的煤礦上花錢去買。所以，侯家除了買炭外還讓孩子們去撿煤渣作為補充。其子女拾煤的日子此后還持續(xù)了十多年：
我先是讓豐勝撿;萬勝長到四五歲，也跟著撿。每當放了學，或者星期天，或者寒暑假，只要一有空閑時間，娃們就會自覺地拿起他們拾藍煤時專門用的小竹籠和鐵絲做成的鐵鉤子，出門去拾煤。他們去的地方，就是別人倒煤灰，到破爛，倒垃圾的地方?！麄兠看纬鋈?，也會拾回來二三斤，或者四五斤，運氣好了，甚至七八斤!時間長了，路井城一帶的倒煤灰的地方都讓他們跑遍了。他們又把撿煤渣的范圍擴大到二三里以外的高家村，四五里以外的習家莊，甚至五六里以外的南莊子、李家坡、乾字村……[53]。
為了多掙工分，年幼的子女有時也參與進來給父母搭把手。因為生產隊的牲口病的病，死的死，拉土、送糞、拉莊稼等全賴人力拉車。為了天天有活干，天天能掙工分，侯家1962年冬也請人做了一輛架子車。1963年元旦那天生產隊放了假，但為了掙些工分，菊蘭主動向隊長要了往里地送糞的活路。11歲的大兒子勝天周日替下菊蘭拉了一整天，頂了一個大人。此后每逢星期日或放寒暑假時碰到拉車的活，勝天總是將其菊蘭替換下來：
地里連一個做活的人也沒有，我和菊蘭手凍得怪疼，只好搓搓手，呵口氣，繼續(xù)拉車。雖然刮著北風，兩人耳朵凍得又紅又腫，身上卻都是熱烘烘的，頭上還冒著汗。我倆就這樣一連拉了五六天的糞肥車。星期天那天，勝天替他媽又拉了一天車。勝天才11歲，平路上雖然不用鼓大勁，但上那兩三個大坡時，若沒有娃幫忙，我一個人是根本上不去的，進了地也太費勁。所以星期天，或者放寒暑假時，勝天遇到我們干拉車的活，就把他媽替換下來，幫我拉車[54]。
1963年暑期]勝天整晌整天的跟上永祿拉車車，和別的兩個大人拉一個車車同樣的掙工分。到勻糞或拉壕時，人家車車拉得快，他父子倆拉得慢，少拉了回數(shù)時，便趁大家休息時，把少拉的車數(shù)拉的補齊，才坐下來休息。反正11歲的娃，要和二三十歲的小伙掙成同樣多的工分。別的人也就無話可說了[55]。
1963年夏天，侯家因缺錢連生產隊分給的口糧都拿不回家，再加上家務活太過繁重，初中已被正式錄取的14歲大女兒引玲不得不輟學幫父母養(yǎng)家活口：
引玲知道自己家吃飯的人多，勞動掙工分的只有我和菊蘭兩個人，考上中學業(yè)沒去上。她見拉車掙工分多，便爭取拉車。引玲總是幫著我去拉車，而且每次空車回來時，總要讓我會上空車，自己拉上往回走?！岵坏珟臀依?，干重活，在家里也幫她媽燒火做飯。她很快就學會了和面、搟面、捏煮餃、打絞團、起面、蒸饃等活兒。她不但從10歲就會紡線，并且學會了絞線子、拐線、理線子、漿線子，還學會了結布、納鞋底、納鞋墊等活兒。雖然引玲未能升學，在家參加勞動僅僅只有幾個月時間，但全家掙得的工分比往年明顯增多。我家不但不欠口糧錢，還在1963年底決分時分得了80元的現(xiàn)款。全家人都很高興，參加隊里勞動的積極性更高了[56]。
侯永祿一家的經濟境況因女兒的加入而大為改觀。到1963年年底，全家竟分到了80元的現(xiàn)款。這一則說明生產隊經過短暫“休養(yǎng)生息”后狀況已有好轉，二來也折射了女兒對家庭經濟的貢獻。上面所列舉的六類生存策略看似平淡無奇，但對于侯永祿一家人熬過饑饉歲月卻起了關鍵性作用。
四、討論與結論
對陜西一個普通農家在三年困難時期生存策略的微觀考察表明，侯氏一家人在危機關頭齊心協(xié)力共渡難關，不過侯永祿夫婦及其母親和兒女們采取的策略和行動不盡相同，而且?guī)в忻黠@的社會性別化的特性。由于兩性地位、角色和責任的不同，侯永祿和趙菊蘭應對大饑荒的生存實踐、行動邏輯及資源權力也不盡相同。將上面的碎片連綴起來我們不難看出，像趙菊蘭這樣的普遍農婦雖受制于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但她們在有限的選擇和結構性制約下中施展了難能可貴的能動性。
根據(jù)侯永祿留下的文字資料判斷，它稱得上是一個先公后私的普通基層干部。早在他組織互助組之前，菊蘭就曾抱怨：“你成天光知道忙大家的事，沒黑沒明，沒完沒了，把心全不往婆娘、娃娃們身上操?！?957年元月成為一名黨員時，他滿懷喜悅地下決心：“今后一定要全心全意地為受苦受難的窮苦勞動者服務一輩子，要徹底消滅人剝削人的社會，使全人類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從此往后更是“處處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事事其模范帶頭作用”[57]。在“大躍進”運動中，侯永祿“白天急急忙忙回來吃個飯，什么家務活也顧不得干，就又急急忙走了，真是一天想干完20年的活兒”[58]。人民公社成立后，他被調去公社工作，翌年4月調到路井管區(qū)工作，1959年8月才回到大隊當會計。1961年4月，原先22個生產小隊、680多戶構成的路井大隊分成了三個大隊，他只擔任路一大隊(7個生產隊，200來戶)的會計后，工作量才驟減。直到那以后，他才有更多功夫既參加隊內的生產勞動，也承擔一些家務勞動。
當侯永祿為公務日夜忙碌時，趙菊蘭可能比非干部家庭的婦女付出了更多辛勞。在三年困難時期，作為家庭主婦的趙菊蘭為一家人的生存做出了超乎尋常的不懈努力。由于大規(guī)模的宣傳動員，新中國成立之后尤其是自“大躍進”運動以來，農村婦女就大規(guī)模走出家門參加社會生產，成為集體勞動的一支生力軍。1958年，陜西省農村婦女的勞動出勤率高達95%以上，1959年常年出勤的婦女仍維持在95%上;婦女勞動日數(shù)也由占總勞動日數(shù)的25%左右上升為35%以上。全省參加各項生產和勞動的婦女占勞力總數(shù)的41%[59]。這一切為婦女在三年困難時期繼續(xù)活躍在生產各個領域做了鋪墊。事實上在整個集體化時代，婦女在農業(yè)生產中一直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重要作用。李懷印對集體化時代江蘇一個村的研究發(fā)現(xiàn)，女人比男人更加“顧家”，她們“為了養(yǎng)家糊口，不會放棄任何一個掙工分的機會。哪怕是一件只有半分工的農活，她們都情愿去干。只要能掙到工分，她們不會輕易歇在家中?！痹僬?，每個生產隊在集體化時期通常都是女勞力人手多男勞力少。所以，婦女在集體生產中發(fā)揮的作用一點也不少于男性勞力[60]。寶森對云南祿村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fā)現(xiàn)[61]。
除了參加集體勞動，因“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分工模式的影響，忍饑挨餓的菊蘭還得同婆婆和女兒一起操持一個大家庭繁重的家務勞動：照看小孩、料理家務，縫衣制鞋、推磨做飯以及一些家庭副業(yè)等。侯永祿雖承擔了一些出大力的重體力活，包括挑水、拉糞、推碨及打墻等，但日常生活中大量繁雜多樣的再生產勞動主要是由菊蘭負責的。到大饑荒發(fā)生時，新中國成立已逾十多年，盡管身處國家政權和父權的多重擠壓之下，“翻身得解放”的婦女在家中討價還價的能力已大為提高。她們對家庭經濟的貢獻也已逐漸轉化為家庭管理中的更大決策權。家庭關系和夫妻關系也因此也日趨平等。侯永祿在日記中總是提到同妻子和母親共同商量做出重大家庭決策[62]。很顯然，農村婦女家庭地位的高下與其勞動付出是密不可分的。
趙菊蘭在戶內外不遺余力地辛勤勞作，對家庭財政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貢獻。例如，1962年侯家全年的現(xiàn)金收入為434.08元，來自集體副業(yè)和家庭副業(yè)(養(yǎng)雞、養(yǎng)豬)的幾乎占了一半，共計215.5元，其中包括賣布的101元，賣豬75元，賣毛衣12元，賣雞蛋11元，彈棉花10.4元，打墻6元[63]。除了打墻以外，其余所得主要都應是菊蘭的經濟貢獻。更何況，賬面上的數(shù)字并未計量菊蘭在無形且無酬的家務勞動中的付出。農村婦女的堅韌、奉獻和自我剝削在她身上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這就難怪侯永祿響應政府計劃生育號召主動去做結扎手術后發(fā)了一通下面的感慨。侯氏夫婦結婚17年，1964年第四個兒子降生后已有四兒兩女，這個大家庭已不堪其累。不管風險有多大，侯永祿決計自己去做結扎：
男的做這種手術，要簡單容易得多。再說即使手術后需要同樣的休養(yǎng)時間，你要喂養(yǎng)孩子，還要我來伺候你，燒火呀，做飯呀，給娃穿衣服、喂奶呀!我跟得上你嗎?……我去做手術比你去做的有利因素要打幾十倍。比如說，萬一手術失敗，身體殘廢，甚至發(fā)生了生命危險，我去死也比你死了好。你可以找個男人，養(yǎng)活這許多娃，也可以把大娃留下養(yǎng)活咱媽，把小娃帶上另嫁給男人。而你如果死了，我該改怎么辦?小娃便要餓死或者給人。而又這許多娃和老媽，決不會有人再嫁給我。沒有你，他們不是一天也活不下去了嗎?媽他老人家一定會難死的[64]。
侯永祿的這些擔憂應該說不無道理。這段沒有溢美之詞的表白應是侯永祿發(fā)自內心的大實話，是他對妻子勞苦功高的極大肯定。這也是千千萬萬像菊蘭這樣普通婦女經濟貢獻的一個有力腳注?？梢院敛豢鋸埖刂v，像趙菊蘭這樣的普通農家婦女在應對饑荒方面的生存智慧與技能毫不遜色于作為黨員和干部的侯永祿。她們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家人度荒的“安全閥”，是家庭生活舞臺上的名副其實的“主角”。陳佩華用以描述深圳女工的一句話用在這里也是十分貼切的：“工人已經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生存奮斗中了。貧困迫使他們創(chuàng)造出一種生存文化，借以應對每天的基本需求”[65]。底層普通婦女的這類生存故事和生存策略事實上在農村各地俯拾皆是。生長在農村或者做農村問題研究的人恐怕對這樣一些似曾相似的歷史片斷和現(xiàn)實場景都不會感到陌生。
由于被排斥在村落權力結構之外，像菊蘭這樣的普通婦女更關切子女和家人的生存而不是虛無縹緲的宏大理想。她們更不會去顧及官方禁令，而且違反的成本也較低。而侯永祿則不同，為響應上級政府“顆粒歸倉”的號召，他曾不許家人去撿拾麥穗或偷麥苗，以至于不管是隨大溜的撿拾還是偷青，妻兒們都得背著他。1960年12月最艱難的時刻，侯永祿曾想過變賣家里值點錢舊房以換些糧票買糧食吃，但他又擔心違反社員房屋不許隨意買賣的政策規(guī)定;他想過賣掉隊里飼養(yǎng)室占用的房子，卻更怕別人說他“挖社會主義的墻根?！庇捎诘绞袌錾先ベu家織布會冒搞“投機倒把”的風險，侯家于是采取了政治代價更小的反抗策略，即讓非干部的岳母和妻子去賣布。侯永祿之所以每每“不敢越雷池”也自在情理之中。究其原因，他畢竟戴著干部和黨員的“緊箍咒”。盡管他對當時一些社會實驗大惑不解，也許是怕被別人抓住把柄，他不曾在日記中直言家人的饑或餓。從解放前孤兒寡母的苦日子中走過來的侯永祿，此時或許已經歷了“靈魂深處的革命”。
也正是因為侯永祿和趙菊蘭社會與政治地位的不同，她們在獲取食物上擁有的資源與權力也不一樣。鄉(xiāng)村居民主要以血緣、親緣和地緣為鏈條編織人生安全網絡。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度荒時刻，個人和家庭層面的社會資本往往成為人們獲得稀有資源的關鍵性資產。侯永祿上過學，新中國成立后，一直是基層干部，擔任過鄉(xiāng)團支部書記、文書、互助組組長、初級社、高級社及大隊會計。他可資利用的社會資源相對較多。這種超越村界的社會網絡也增加了他獲得稀有資源的可能性。在食物那么稀缺的饑荒時刻，他能從公社面粉廠買到一袋麥子麩皮便是一個例證。相比之下，趙菊蘭只能依靠基于血緣與親情的支持和鄰里的互惠。
雖然“整個50年代看起來都是在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的指導下進行著婦女解放的偉大實踐”[66]，然而在“大躍進”及隨后的三年困難時期，農村婦女本身的健康、福祉和權利訴求從未成為當時政策和實踐的優(yōu)先關注目標。由于生存機會與生存資源不及男性，再加上她們的家庭角色與責任，農村婦女在大災面前是十分脆弱的。猶如在印度和孟加拉國等國發(fā)現(xiàn)的，由于存活于鄉(xiāng)間的重男輕女的文化習俗，那個時代的農村婦女總是盡著丈夫和孩子先吃先吃，當供應有限時，婦女不單最后吃而且也吃得最少[67]。筆者在一次田野調查中曾聽說過，有個婦女外出乞討，假如要到好的東西還要留著拿回家去給丈夫吃。從現(xiàn)有資料來看，三年困難時期婦女非正常的死亡人數(shù)比男性要少，這可能是生理因素使然[68]。由于繁重的體力勞動，加上饑餓的折磨，在很多地方，閉經、子宮脫垂及不孕等婦女病如同浮腫病一樣流行起來。為此，全國婦聯(lián)黨組1961年給中央專門提交過一個《關于農村治療婦女子宮脫垂、閉經病初步經驗的報告》。該報告提到：“在1959年已有一些地區(qū)的婦聯(lián)對婦女子宮脫垂和閉經病進行了重點調查和治療。”1960年冬以來，“各地黨委在大抓群眾生活的同時，將普查普治婦女病列為除害滅病的重要內容之一，抓緊進行突擊治療，取得顯著成績”[69]。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這些婦女病的普遍性和嚴重性。
概言之，在三年困難時期，底層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生存深受當時政治經濟結構的制約，但在既存的社會結構之下，鄉(xiāng)村男女都不是完全被動的“犧牲品”。無論作為個體抑或群體，農村婦女在確保家庭生存中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當下的全球化時代，小農家庭面臨的威脅和不確定因素越來越多，農家婦女在維系家庭，應對來自社會、市場和自然界的風險和挑戰(zhàn)方面仍可發(fā)揮積極的作用。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常識性的事實總是被人遺忘或漠視。她們在糧食生產、農業(yè)經濟及農村發(fā)展中的作用和貢獻至今仍淹沒在各種統(tǒng)計與調查的汪洋大海之中。近年來，促進農業(yè)/農村發(fā)展中的性別平等并賦權農村婦女已成為國際發(fā)展議程中的一個重要議程[70]。作為一個農業(yè)大國和農民大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對此做出積極的回應！
注釋：(略)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xiàn)網轉自：《社會科學論壇》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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