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7年夏于浙江縉云舉辦的“從全球到村莊：鄉(xiāng)村作為方法”國際暑期班，秉承“跨學科理論與實踐相融合”的學術模式創(chuàng)新理念，在立意的前沿性、安排的有機性、理念的跨界性、結構的嵌套性等諸方面體現(xiàn)出鮮明特色，從多個維度開掘了“以鄉(xiāng)村作為方法”的理論深意、方法啟示和指向價值。

關鍵詞：鄉(xiāng)村作為方法  暑期班  跨學科理論與實踐相融合  民族志  傳播政治經濟學  

2017年夏，新聞傳播學界數(shù)個高水平暑期班你方唱罷我登場，一時風華薈萃，讓人目不暇接。在這其中，讓人尤為難忘的，是在浙江一個山區(qū)小縣里的“起承轉合”、搖曳生姿。

起

從2015年的“從全球到村莊：傳播學如何落地”中加聯(lián)合暑期調研，到2016年的“傳播、文化與全球南方”國際暑期班，再到2017年的“從全球到村莊：鄉(xiāng)村作為方法”國際暑期班，“跨學科理論與實踐相融合”的學術模式創(chuàng)新在浙江縉云進一步深化。最新一屆縉云暑期班由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和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傳播學院聯(lián)合主辦，由中國傳媒大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所、中國傳媒大學國家傳播創(chuàng)新研究中心、華東師范大學-康奈爾比較人文研究中心和縉云縣圖書館協(xié)辦，縉云縣河陽鄉(xiāng)村研究院和麗水市甌江文化研究中心承辦。來自國內外高校和科研機構的50余名學員（從青年學者、博士生、碩士生到本科生）齊聚一堂，聆聽真知，砥礪思想，走訪鄉(xiāng)村，更新認知，收獲良多。

6月30日，各地學員陸續(xù)抵縉報到。當晚，整個國際暑期班活動在著名社會學家、三農問題專家曹錦清教授的演講“土地制度、農民工與城市化”中開啟序幕。

在演講中，曹教授開門扣題，針對本次暑期班主題“從全球到村莊：以鄉(xiāng)村作為方法”，指出在思想觀念上，我們總是“以現(xiàn)代化為方法”“以工業(yè)化、城市化為方法”。在這樣的語境里，農村往往處于“被而能動”“被而不動”乃至“被而反動”的被動境遇。將曹教授以疑問性質提出的點題放在認知正義和價值測度的角度來理解，那么，提出“以鄉(xiāng)村為方法”，就具有糾正認知偏差，從歷史和理論上重建中國學術主體性的重要意義。

曹教授梳理了國家土地制度的發(fā)展歷史，指出土地制度作為現(xiàn)代化的邏輯起點對于上層政策以及底層現(xiàn)實的重要影響。曹錦清教授強調文化自覺和理論自覺，抱持中國立場、民族情懷、百姓視角，高屋建瓴論及中國當下社會議題，為暑期班奠定了宏大的理論基調。正如趙月枝教授指出，這種高屋建瓴的歷史闡釋和學術主體性洞見，為整個暑期班“開了一個不能再好的好頭”。 

曹教授的點題開門見山，釋題的則屬本次暑期班的主要發(fā)起者和策劃人中國傳媒大學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浙江省“千人計劃”專家、河陽鄉(xiāng)村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趙月枝教授。

趙月枝教授闡釋主旨的演講“村莊作為方法？理論思考與實踐意義”，作為對暑期班主題的開放性探討，引領大家超越人類學家對僅作為空間的村莊（而不是將之視為一個分析單位）的刻板化經典闡述，以一種米爾斯所稱“社會學的想象力”的心智品質，思考“村莊作為方法”的理論資源、內涵、實踐、歷史和現(xiàn)實意義。趙月枝教授從城鄉(xiāng)關系、村落共同體、村莊有機性和多樣性、“三農”主體性以及鄉(xiāng)村作為“希望之源”五個層面對于“鄉(xiāng)村作為方法”進行了闡釋。她在倡導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框架與民族志、行動研究的結合時深刻指出：如何處理改革時代農民和農村翻天覆地的變化（她稱之為“一場世界歷史性的‘大轉型’”）問題，是我們今天的使命、也是發(fā)展有全球視野與中國立場的社會科學的關鍵突破點。趙教授對“‘鄉(xiāng)村作為方法’不是回到前現(xiàn)代或本土主義”的價值指向的楬橥，給人啟發(fā)、引人深思。

正如本次暑期班招募啟事的開篇所言：“全球”和“村莊”都不是簡單的空間概念，而是隱含了文化政治以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城市與鄉(xiāng)村、中心與邊緣之間的悖論邏輯；也正如趙月枝教授7月1日在浙江省縉云縣圖書館舉行的簡短開幕式上指出的：此次暑期班提出“從全球到村莊”和“從村莊到全球”，旨在挑戰(zhàn)資本主義現(xiàn)代化主流敘事，打開主流全球化、城市化、現(xiàn)代化道路之外的另類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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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載這種“另類想象”，展示“以鄉(xiāng)村作為方法”的理論反思、歷史反思和主體性反思的，是隨后在學員渴求的目光中相繼登場的曼殊納特·蓬達庫（Manjunath Pendakur）、艾倫·塞特（Ellen Seiter）、呂新雨、卜衛(wèi)等中外學者角度各異、精彩紛呈的演講。

美國佛羅里達大西洋大學的印度裔學者曼殊納特·蓬達庫（Manjunath Pendakur）與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藝術學院著名學者艾倫·塞特（Ellen Seiter）以民族志為研究方法，分別考察了全球化了的印度村莊現(xiàn)狀以及數(shù)字時代的美國女性主義。蓬達庫教授的演講題為《我的村莊全球化了：政治經濟學和民族志2.0》（My Village Got Globalized: PoliticalEconomy and Ethnography 2.0），在演講中，他將政治經濟學和人種學的民族志方法相結合，從階級、種姓、性別、村莊的國際化等角度對自己出生的村莊作了介紹和講述，對長于宏觀層面分析的政治經濟學與長于微觀層面考察的民族志方法的結合做了現(xiàn)身說法的闡釋；艾倫·塞特以“家庭、工作與數(shù)字民族志：實施具有適恰性、想象力和女性主義的田野考察”（Ethnographies of Home, Work and the Digital: Doing adaptive, imaginative, feminist fieldwork）為題，從理論和技巧層面展示了如何在傳播研究中運用民族志方法。她認為，作為一種從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中發(fā)展出來的需要長期參與式觀察、強調描述性寫作的特殊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在殖民主義淵源、時限和方法的嚴格性、政治視野的匱乏等方面的局限，要求研究者具有自反性。

與曹錦清教授著眼于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制度相互輝映，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呂新雨教授“國際共運視野下的‘土改’問題：從列寧到毛澤東”的演講，接續(xù)去年暑期班有關布哈林的論題，將視野轉向國際共運史上的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追溯社會主義土地問題的源起以及中國革命性質的論辯。作為對曹教授歷史論述的維度補充，呂新雨教授展開論述的方式是從現(xiàn)代國家層面，梳理經典馬恩列斯著作，以“國際共運”為視野，以“回到馬克思”為理論姿態(tài)，進行引經據(jù)典的歷史考察和現(xiàn)實關照。呂新雨在演講中揭示出的中俄（蘇）之間存在的直接的不可分割的鏡像關系、中國托派和民粹主義之間構成的比較視野，令人印象深刻。正如呂新雨指出的，今天之所以需要從國際共運的歷史視野來梳理這段歷史，是因為“它不僅關涉著如何重新理解和判斷今天中國的國家性質問題，也直接聯(lián)系著今天中國鄉(xiāng)村正在進行的新‘土改’究竟要走什么樣的政治道路”。 

而與蓬達庫對政治經濟學關鍵問題的追問（誰有權力，為什么；權力是如何獲得利益；誰受益于這些政策？換言之，被問到的中心問題是“誰的利益？”“這些機構及其政策是否存在？”）以及艾倫·塞特運用民族志方法時所特別指出的“對性別的挑戰(zhàn)”“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視”等論述相承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卜衛(wèi)教授對“民族志研究的研究政治與倫理”的深入展開。 

卜衛(wèi)的演講，涉及民族志的研究政治、研究技術、批判的社會科學研究架構、研究中的權力關系與倫理、民族志研究的挑戰(zhàn)等議題，意在從自身豐富的民族志研究經驗中提煉出關于研究政治與倫理的批判性思考，以一種強烈的和難能可貴的自反性達到對民族志研究的超越（以及對一種新的社會變革傳播學的倡導和力踐）。她所提示我們的“研究的客觀性并不意味著沒有建構”（相反，每一個研究都有政治，都有建構），以及她所提出的處理研究政治要問的六個問題（包括“利益群體對研究目的的影響”“學術資源來自哪里？”“研究問題來自哪里？是誰的研究問題？研究要為誰解決問題？”“收集數(shù)據(jù)的過程：研究者找誰去收集數(shù)據(jù)，以及在觀察或調查時關注或陳述哪些事實或數(shù)據(jù)？”“如何解釋事實和數(shù)據(jù)？”“如何使用和推廣研究結果？”），對每一個民族志研究者都有積極啟示。

轉

轉變畫風、讓暑期班在縉云這方熱土上更接地氣，也讓演講內容往基層經驗、方法、傳媒和主體性領域進一步延伸的，始自暑期班第三日后虞曉雄等風格各異、各有專攻的專家學者帶來的精彩演講。

縉云縣發(fā)改局虞曉雄局長以一名地方官員身份帶來的講座“縉云歷史文化源流及鄉(xiāng)村發(fā)展初探”，以大跨度的歷史視野和上天入地的廣度，在短短兩小時內就將縉云歷史文化的重要層面為同學們做了有深度成體系的概覽。虞曉雄不僅分別從縉云概況、縉云文化以及鄉(xiāng)村發(fā)展初探三個方面進行闡述，還對“從全球到村莊：以鄉(xiāng)村作為方法”暑期班的田野調查主題寄予厚望。無論是從精彩演講內容還是在演講中顯露出的基層干部的視野、學養(yǎng)、勤勉、擔當，都讓學員為之刮目。

縉云當?shù)匚氖穼＜翼椧恢邢壬?，為學員帶來題為“鄉(xiāng)村與鄉(xiāng)愁”的精彩演講。在演講中，項一中從“種子何來”“種子落地”“取名規(guī)律”“建設與繁榮”“天災人禍”“繁盛時代”“黃昏現(xiàn)象”“全面潰敗”“回光返照”“鄉(xiāng)愁興起”十個層面，娓娓道來，以一種具有地方感的含蓄抒情和柔軟關照，妙趣橫生地談了他對鄉(xiāng)村·鄉(xiāng)愁的理解。相對于人類學家對村莊的視而不見，這顯然是一種帶有詩意和溫情的反駁；這種以縉云本地鄉(xiāng)村歷史為切入點，對鄉(xiāng)村文明的生動講述和人文思考，與前述趙月枝教授在釋義“鄉(xiāng)村作為方法”內涵時強調的村莊有機性和多樣性顯然不謀而合。 

同樣別開生面的來自縉云地方文化研究者的娓娓道來，是縉云民俗與鄉(xiāng)土文化專家麻松亙先生以浙西南典型山區(qū)縣縉云為例帶來的講座“古代浙南山區(qū)耕讀文化初析”。麻先生細致梳理和詳實闡釋了“耕讀傳家與耕讀文化”“縉云古代的耕讀文化”等論題。在總結部分，他指出以亦耕亦讀、耕讀結合為核心的“耕讀文化”具有自身產生、發(fā)展、提升的歷史傳承，是我國鄉(xiāng)村社會具有普遍意義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耕讀文化”的本質就是不斷自強進取，自我提升，追求豐盈的物質和精神文明成果。故耕讀精神的傳承，是家庭、宗教，乃至國家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動力。 

基層干部、河陽鄉(xiāng)村研究院副院長周春光的講座“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道路問題”，旗幟鮮明地將“社會主義”作為思考農村發(fā)展道路和土地問題的關鍵。其演講分“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本概念和四項原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四個階段”“道路問題的討論為何仍然重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本問題”四個部分，以理論與歷史相結合的寬闊視野和既體現(xiàn)文化政治敏銳性又具有時勢針對性的思考，使“鄉(xiāng)村作為方法”獲得基層思考的共振。

四位地方學者的深入參與，讓暑期班學員切身感受到縉云的文化綿延、文脈繁盛以及縉云基層干部的見解、思考、堅守和探索。體現(xiàn)了從三屆河陽論壇延續(xù)至國際暑期班的重要組織原則和理念：基層參與和跨界實踐。

而吳飛、邱林川、李其芳等學者/記者圍繞傳播民族志、個案研究和媒體實踐的講解，進一步拓寬了“以鄉(xiāng)村作為方法”在傳播學研究方法層面的豐富意涵。 

著名傳播學者、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吳飛教授在“火塘·教堂·電視——一個少數(shù)民族社區(qū)的傳播民族志研究”的演講中，分享了自己多年前有關獨龍族傳播民族志的研究案例，他從“火塘”“教堂”“電視”這三個物的隱喻切入，從“研究問題”“田野對象和地點選擇”“研究方法”三個方面做了總結提煉。在對傳播學與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討論中，吳飛教授回溯了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譜系，對傳播民族志在國內外的發(fā)展和現(xiàn)狀、為什么要提倡民族志研究、民族志研究的適用范圍等問題進行了精煉的帶有反思性的梳理介紹。這種凝練的體會分享，幫助學員對于民族志這種“讓研究者按照被研究者自己的主張或邏輯去闡釋為什么被研究者的生活對他們自己而言是有意義的”方法在傳播學研究中的使用快速建立了綜觀的認識。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邱林川為暑期班學員帶來一次內容干練、形式生動的“個案研究工作坊”。在理論解析部分，邱林川教授通過對“什么是個案研究”、個案研究的應用領域等方面的講解，在短時間里帶領學員進行了理論儲備；在案例分析部分，邱林川以《十年之城：南海市互聯(lián)網發(fā)展分析》為例，以可觀可感的方式，從理論框架、個案界定與研究設計、分析單位、數(shù)據(jù)采集等方面對這一案例進行細致分析和解讀，并為學員總結了個案研究準則。應用個案研究方法要能達到“一葉知秋”而非“一葉障目”的效果，科學的方法固然重要，同樣重要的還有邱林川在最后意味深長指出的：個案研究不但是研究方法，更是一種做人的方法。一個豐富的充實的人生，往往是我們超克了自己成長的經驗和包袱。

對于推進“三農”問題解決和新農村建設，涉農媒體扮演重要角色。“以鄉(xiāng)村作為方法”對于三農媒體來說是一種日常實踐。正因為此，央視農業(yè)軍事頻道記者李其芳博士作為一個有著豐富涉農報道經驗的媒體實踐者，其演講“電視傳播中的鄉(xiāng)村中國”就有了特殊地位和意義。他從新聞業(yè)務角度出發(fā)，以局內人的身份和豐富材料，圍繞當前鄉(xiāng)村電視傳播的問題，做了具有一定理論深度和實踐指針意義的闡述，是對大眾媒介與鄉(xiāng)村這一重要論題的嘗試性解讀和探討。

合 

“合要淵永”。

本屆暑期班有著好幾重意味深長的收尾——

7月5日，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黨委副書記梁君健副教授，作為授課部分的最后一名專家學者，為暑期班學員帶來“從田野經驗到大眾傳媒：人類學電影的文化困境”的演講。演講著眼影像、技術媒介以及地方文化之間的關系，是對文明與野蠻的人類學電影視角的媒介審視。在知識的高度統(tǒng)合性上，用主持人趙月枝教授的話講不啻“把整個課都過了一下”。梁君健的講述讓大家看到娛樂工業(yè)、大眾媒介、視覺的娛樂性和敘事性背后的其他要素，以及這些要素是如何與媒介、技術、文化和科學之間發(fā)生關聯(lián)的。人類學電影的不同樣貌，正可被視為技術和知識相遇的結果。

“在最徹底的意義上，‘方法’就是主體形成的過程。”如招募啟事所擲地有聲昭告的，對主體性的審思作為一條強烈線索，貫穿此次國際暑期班課程——無論是曹錦清強調的“不能把中國經驗作為西方注腳，而應把西方的理論概念按照中國經驗進行語義學上的重新闡述”，呂新雨強調的“在新的拿來主義的基礎上回應中國問題”，還是卜衛(wèi)強調的“找到局內人自己的問題“和”建立中國傳播主體性“，更不必說活動發(fā)起人趙月枝教授近年來反復強調并身體力行的“在城鄉(xiāng)關系視野中建立中國傳播研究學術主體性”……在學術與生活合一的意義上，把“方法”所內涵的主體性問題收束和落實在生活抉擇和工作方式上的，是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博士生、西村鄉(xiāng)建實驗志愿者白洪譚在授課階段最后一天下午所做的分享“在希望的田野上：一個博士生的鄉(xiāng)建實驗”。這位鄉(xiāng)建行動者現(xiàn)身說法，樸實而生動地講述了自己在家鄉(xiāng)從事鄉(xiāng)村建設的理論思考和實踐行動。在與我們有著類似處境，但以勇氣、決心、熱情回到鄉(xiāng)村、謀福鄉(xiāng)里，同時錘造自我的選擇上，白洪譚或是我們許多人關照自我的一面鏡子。 

7月7日上午，2017批判傳播學工作坊作為“從全球到村莊：以鄉(xiāng)村作為方法”國際暑期班相對獨立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是對暑期班的又一重意義上的總結。浙江師范大學國際文化與教育學院的王逍教授為工作坊所做題為“社區(qū)營造視野下的中國鄉(xiāng)村發(fā)展”的主旨演講，以“社區(qū)”和“社區(qū)營造”為基本概念，極具建設性地將“鄉(xiāng)村作為方法”導向社區(qū)營造視野下“涵蓋著人與人、人與物、人與自然、人與環(huán)境等多重關系和諧發(fā)展”以及“有賴于社會多種力量的有效整合和高度參與”的中國鄉(xiāng)村發(fā)展，為社會知識力量參與鄉(xiāng)村社區(qū)發(fā)展指出了有效的理論和實踐路徑；主旨發(fā)言之后，十幾名論文作者參與的三場朝氣蓬勃、熱忱如荼的學術討論和圓桌討論、觀察分享，包括安徽師范大學馬梅、陜西省社科院韓偉、華東師范大學劉一川、中國傳媒大學張志華等年輕學者的評議和主持，在井然有致中對此次國際暑期班主題進行了多維度的活潑開掘。工作坊閉幕式上，中國傳媒大學龔偉亮提出“對象—目的—方法”序列，指出如果“以鄉(xiāng)村為對象”存在弊端和不足，那么“以鄉(xiāng)村為目的“是對”以鄉(xiāng)村為對象“的克服，而”以鄉(xiāng)村為方法“又是對”以鄉(xiāng)村為目的“的超越，為本次暑期班主題的闡述打開了另一個層面的縱深。

整個活動的尾聲是安排在最后兩天的別開生面的田野調研。7月8日，由趙月枝教授帶隊，暑期班學員和領隊一行30多人，進入縉云縣三溪鄉(xiāng)三溪村后吳自然村考察。座談會上，吳明軍書記生動講述了自己做村支書這些年治村理政的心得體會，充滿實踐智慧，令人嘆服；7月9日，暑期班學員來到縉云縣舒洪鎮(zhèn)仁岸村，考察仁岸美麗鄉(xiāng)村建設。座談中，何偉峰書記以樸實無華的語言，介紹了在村雙委帶領下仁岸村打造美麗鄉(xiāng)村、守護青山綠水的經驗思路，展示了一個基層村干部的清晰頭腦、自信姿態(tài)和高尚境界。座談會的最后在仁岸村會議室里舉辦的簡短而特別的結業(yè)儀式，為整個暑期班活動劃下了圓滿的句號。 

縱觀此次為期十天的“從全球到村莊：鄉(xiāng)村作為方法”國際暑期班，突出的特點之一，在于立意的獨具機杼?！耙脏l(xiāng)村作為方法”作為具有深刻思想性的傳播學前沿命題，對于傳播學研究的學科重構和研究者的自我反思，具有不容低估的引領意義和指向價值。對于那些孜孜以求于“傳播學前沿理論”的好事者來說，今夏縉云這個浙西南山區(qū)小縣所上演的，正是體現(xiàn)著“巨大的開放性和想象力”（趙月枝）的傳播學研究的“尖峰時刻”；其二，在于安排的別出心裁。一種內在的有機性體現(xiàn)在演講者身份和視角的各不相同、彼此勾連和相得益彰，體現(xiàn)在演講內容和活動環(huán)節(jié)設置上的相互對話、彼此辯難和前后呼應；其三，在于理念的不拘一格。其核心仍在于“跨界”：跨越學院派、實踐者、媒體人、地方學者、基層干部的界限，在“鄉(xiāng)村作為方法”的主旨引領下，共同完成方法的總結和重思，理論的深化和拓展，文化的反思和自覺，并使理論潛力的開掘與基層群眾的實踐重新結合；其四，在于結構的顧盼生姿。將批判傳播學工作坊嵌套于暑期班日程之中，使得學員們不再只是被組織者居高臨下安排的、吸收知識和消費學術明星的角色，而是有了發(fā)揮主動性、創(chuàng)造性，就鄉(xiāng)村問題提出見解、相互切磋的機會。由于這種獨特的連辦/套辦結構，學員們既是活動的參與者，又是活動的主人翁。

回顧短短十天的歷程，許多身影仍在眼前，許多話語恍在耳畔，許多情景駐留腦海，許多感動銘記心間。來自海內外各地的學員暫時拋卻都市的繁華喧囂、離卻城市中心主義的理論教諦，在“從全球到村莊”跟“從村莊到全球”的知識與經驗躍遷中，接受由鄉(xiāng)村至世界再到自我的理論培基和精神洗禮，并像學員詹子琪在暑期班感言中所說的那樣：對于村莊升起一種“莫名溫柔的情緒”以及“我需要這樣的村莊”的樸素情感。

這種情緒，這般情感，有如一粒種子，蘊含著改變的力量。 

在暑期班大幕已經落下之際，讓我們再來一次“未能免俗”的“溫故知新”——正如本次“從全球到村莊：鄉(xiāng)村作為方法”招募啟事所言：

“以鄉(xiāng)村作為方法”，不只是技術性的路徑啟發(fā)，更重要的——正如“作為方法”最初由東亞學者提出（作為方法的亞洲/中國/日本等）時意在強調對于主體性的追求一樣——“作為方法”意味著對一種凝固的現(xiàn)成知識的跳脫和打破，意味著通過一種自反性的審視形成新的主體。在最徹底的意義上，“方法”就是主體形成的過程。因而，“以鄉(xiāng)村作為方法”，超越作為知識分野的三農研究，更超越鄉(xiāng)村傳播；結合“從全球到村莊”和“從村莊到全球”的視域轉換，以鄉(xiāng)村作為方法，意義不止于認識鄉(xiāng)村，還在于認識世界；意義不止于認識世界，還在于認識自我……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xiàn)網轉自：微信公眾號 河陽鄉(xiāng)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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